溫州——敢為天下先（下）
1994年，溫州蒼南縣錢庫鎮箱包生産是在街邊作坊裏經營的，箱包是該鎮的主導産品。今天，位於北京西單商業街，美特斯·邦威形象店替代了原來的西單賽特商城。夜晚，霓虹燈映射下的美特斯·邦威品牌，讓行路人條件反射般地會跟著念出“不走尋常路”。
記者隨行手記
當“一方水土”做到溫州時，我們感覺她與上海、鼓浪嶼不同。感覺不是真實的現實，於是編輯部派了我們兩名記者去完成溫州的採訪任務。
一見到溫州機場，其中一位記者就愣了（另一位幾年前下機時也有這個動作），溫州機場如此得小，如此得亂，跟這個城市的名聲不怎麼匹配？後來聽溫州人講，當年的這個機場是溫州人集資修建的，就連收取機場建設費也是溫州人的發明。
來之前，曾聽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溫州人自誇溫州人的一句話：“溫州人是吃魚長大的，自然聰明”。到了溫州發現，賣魚的多，賣魚丸的更多。因為時間，街邊的魚丸只享受了一次，接待方還真是每頓餐食都安排了可能離開溫州後永遠也吃不到的各種魚。幾天魚蛋白的強化補充是否會讓自己變得聰明，不得而知，味覺還是得到了充分的積累。但對於兩個純北方的記者來説，印象最深的還是麥餅，吃到嘴裏味蕾非常享受和滿足，心想，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碳水化合物這樣的家常便飯，是大家心中最美的食物。
千石鎮的奧康皮鞋因為奧運，名氣在北京上升。這次有幸在她的家鄉選購到了一雙紅色小跟皮涼鞋，有了她整個溫州馬不停蹄的採訪，沒讓腳委屈過。
對溫州城市交通的印象就是四個字：不講秩序。各種車輛左轉右拐地往前鑽，誰也不顧誰。
我們眼中的溫州像個萬花筒般難以把握，從溫州採訪回來四個月後才完成“溫州——敢為天下先”。落筆之時，想的最多也是最迷惑的：溫州人的膽識哪來的？難道自古溫州就是水（死）路一條，註定溫州人不蓋蓋子，“不走尋常路”？！
溫州，民營企業的發源地；溫州，體制創新的搖籃。從社隊企業到家庭作坊，從挂戶經營到股份合作企業，從有限責任公司到股份制企業，縱觀30年溫州民營經濟的成長，每次打破桎梏都帶動體制轉變，這是溫州模式最獨特的地方。難怪有人形容，溫州的成長與張馳的政治如影相隨。
分享奧運蛋糕的不止是奧康。溫州的均瑤集團早在
這大概是“溫州製造”最大舞臺的亮相，也是溫州民營經濟改革30年成果最絢麗的展示。
溫州，民營企業的發源地；溫州，體制創新的搖籃。從社隊企業到家庭作坊，從挂戶經營到股份合作企業，從有限責任公司到股份制企業，縱觀30年溫州民營經濟的成長，每次打破桎梏都帶動體制轉變，這是溫州模式最獨特的地方。難怪有人形容，溫州的成長與張馳的政治如影相隨。
溫州的事實永遠走在體制前面。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和開放的國策。但事實上，溫州的民間萌芽早就開始了。當時在離溫州市區40多公里的一個叫柳市的小鎮上，已經活躍著近50家生産低壓電器的家庭企業。柳市有一個叫鄭元忠的小夥子當了兩年低壓電器供銷員後就成了“萬元戶”。
到了1982年底，溫州1200多位“復辟典型”、“尾巴”被市委奉為“座上賓”，其中的35位代表分別在會上介紹了經驗，暢談了“致富之路”。在發言的代表中，有一個年齡35歲、當時最大的林業專業戶周人正，他承包了2000畝荒山，忙時雇工100多人，平時雇工也達到40多人。馬克思的《資本論》定義説：雇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就在周人正上臺演講的當天，《溫州日報》在一版和二版分別刊登了關於他的事跡的消息和通訊報道。
1987年的溫州人已經不滿足於簡單的家庭作坊，悄然出現了“挂戶經營”，也就是後來學者們説的戴“紅帽子”，數不清的家庭作坊只需要支付一定費用就可以選擇挂靠集體企業。溫州地區實行挂戶經營較早的蒼南金鄉鎮，1985年挂戶企業已經發展到61家，佔全鎮企業數的一半以上。
仍然是1987年，溫州股份制企業也出現了。為了民間資本的破禁，溫州蒼南縣委辦調研室黃正瑞做出的股份合作制研究，被稱為是“溫州知識分子改革開放以來最重大的理論創新”。緊跟著，溫州市政府頒發《溫州市挂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不過，當理論出現的時候，農民聯戶、合股等形式企業已經佔據了溫州工業總産值的27．8％。同年11月，溫州市政府頒發了全國第一個關於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規——《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歷史總是做出最公正、最完整的記錄。
1993年，溫州成為全國第一個提出了“品質立市、名牌興業”的戰略口號的城市。並隨後頒布了《溫州市品質立市實施辦法》，這是中國第一部主張品質立市的地方性法規。
正當溫州民營企業從國有企業當中殺出一條血路時，他們面臨更強大的對手——外企的進入。1994年，一家名叫佐丹奴的外地服飾專賣店在溫州悄然開門迎客。由佐丹奴帶來的新名詞“特許經營連鎖店”在溫州的服飾企業老總中間“熱”起來了。於是美特斯·邦威“借網捕魚”，在國內服裝行業率先採取“虛擬經營”模式，走品牌連鎖經營的發展道路大獲成功，成為鞋服行業運用此模式的典範，從此之後，森馬、高邦等服裝企業都借鑒此模式，也逐漸發展了起來。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全面啟動和國民經濟發展進入結構調整新時期，溫州原有發展市場經濟的“先發優勢”逐步喪失，溫州企業發展進入制度創新階段。從無到有地生長起來的溫州企業在對陣有上百年曆史的外企時，最為缺乏的是資金、規模和企業文化。它們擁有的，是中國這個大市場。解決的方法是上市。2000年前後，溫州企業“拒絕”上市，主要害怕對企業失去控制權。2003年底由溫州市政府舉行的“2003溫州企業上市推介會”，上市冷的現狀得到改觀。
2006年4月，生産“SORL”牌汽車配件的瑞立集團，結束了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26個月的櫃檯交易和小資本市場歷史，正式在納斯達克主機板掛牌交易。成為溫州第一家境外上市的企業。如今，更多溫州企業排隊等待上市。
溫州的第一
●
●
●1984年8月，第一座農民城蒼南龍港鎮成立，籌資1.2億元。
●1984年，溫州平陽毛紡廠成立全國第一傢俬營業工會。
●1990年，第一家規範的股份合作制私營企業是蒼南縣橋墩門啤酒廠。
——訪溫州經濟學家、溫州大學教授馬津龍
在對溫州民營經濟制度創新的採訪中，記者遇到諸多問題，如溫州民營企業的體制創新與浙江其他地方有何不同？溫州人為什麼能實現體制創新？帶著這些思考和問題，記者採訪了溫州經濟學家、溫州大學教授馬津龍。
記者：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溫州民營企業的發展階段。
馬津龍（以下簡稱馬）：溫州民營經濟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家庭企業為普遍形式的初始階段。時間是上世紀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中，家庭企業是最普遍的組織形式。
自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前期，溫州民營企業的制度創新經歷了以“股份合作制”為典型的過渡階段。
1990年代以來，隨著公司制條例和公司法的先後出臺，公司制企業逐步成為溫州民營企業的代表形式。
從股份合作制企業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特別是企業集團的演變，是溫州民營企業在制度結構上從非正規制約向正規制約的進一步創新。
記者：溫州民營經濟初創崛起時期，溫州民企勇於進行體制創新；二次創業中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進行經營模式的創新，出現了産業集群、虛擬經營和較早的“走出去”跨區經營、跨國經營；近年來，正在按照科學發展的要求，進行全面創新，可以説每個階段溫州民企都在探索創新中提升和發展。溫州為何能這樣做？獨特條件是什麼？
馬：我是溫州30年曆史的見證人，你提到的問題，説到底還是溫州人精神，就是“敢為人先”。溫州人“敢為人先”表現在哪些地方？一是體制，也就是所有制以民營經濟為主；二是機制，也就是經濟運作機制是市場的。這個特徵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時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上世紀90年代末。在這個時期，人家還是國有經濟為主，溫州已經民營化，人家還是計劃經濟為主，溫州已經市場化，這就是“人先”，“跑”在全國前面。溫州經濟最大的特色，就是“活”。活的原因一個是市場主體，一個是市場運作。所以溫州人的創新是市場帶動的。
記者：浙江其他地區、蘇南的民營企業也有這個特性，並非溫州獨有。溫州人的所為應該有更深層的原因？
馬：沒錯。我記得
溫州地處東南沿海和甌江下游，自古以來，既是傳統農業生産大為發展的地區，又是一個貿易發達的沿海地區。溫州這種區域性的商業特徵，跟大海有著深層次的聯繫，海上交通的發達給了溫州人外出謀生的機會，也逐漸鑄造了溫州人四海為家，喜歡闖蕩的個性，這是溫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大海文化與鄉村文化的交融在一定的條件下就孕育了獨特的溫州模式。溫州的商業文化與傳統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裂痕，一旦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剛性有所鬆動，便會尋找自身發展的突破口，形成對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背離”，這是溫州推行準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因。溫州小商品從一開始就繞開當時計劃經濟嚴格的産品範圍，以市場為起點和歸宿，市場和商品相互刺激，形成良性迴圈。因此，溫州模式不是産生於城市中心，而是在溫州廣大農村城鎮産生的。
在30年時間裏，康奈以市場為依託，不斷地進行著體制創新、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從紅象皮鞋作坊，鴻盛皮鞋皮件廠，長城鞋業公司到康奈集團有限公司，康奈始終致力於實現從“鞋類製造”到“鞋類創造”，從“出口創匯”到“出口創牌”的跨越。
作為溫州皮革協會會長，鄭秀康頗具長者風範，在溫州甚至浙江鞋業中，無論做企業的年頭，無論年齡，無論江湖地位，他都堪稱老大。他準時來到會議室，並無多餘的話，在近兩個小時的採訪中，幾乎不假思索地向記者講述了“家喻戶曉”的康奈成長故事。在記者看來，這是一部經典的民營企業的溫州版本故事。
下面是本報記者採訪鄭秀康的實錄。
“紅象皮鞋作坊”初創業（1980－1988年）
溫州資源太缺乏了，勞動力安排不了。當時我家裏很困難了，愛人身體不好，還有兩個孩子，我得養一家人的生活。聽説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就坐不住了。我決定做消費品，要麼做沙發要麼製鞋，而最終選擇製鞋，是因為家裏的住房太小了，一家老小擠在只有
1978年學做鞋時，我已經33歲。人家3年才能學成的做鞋技藝，我僅用40多天，就做出了自己平生的第一雙皮鞋。“鄭秀康能做鞋子”的消息很快傳到工廠領導的耳朵裏，廠領導把已經是副廠長的我找去談心詢問，我也不敢承認，只好説：“是我老婆在家裏瞎做做，不是我做的。”
話是這麼説，但是我算了一筆賬，現在偷偷地做，每天也能做三雙，一個月下來，掙的比工資最起碼要多三倍，如果辭職專心做的話，則會掙得更多，媳婦孩子的生活就會更好點。就這樣，家庭作坊式地幹了5年，1983年我向單位正式提出了辭職，下海當了一名小鞋匠。
1985年的一天上午，我獲悉了國家政策允許個體戶辦廠的消息，當天下午，我就去註冊了鴻盛皮鞋廠，並註冊了鴻盛商標。鴻盛皮鞋也很快進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1987年，杭州武林門發生了“火燒溫州鞋”事件，溫州鞋不好一下子傳遍了全國。當時全國都不要溫州鞋。
“長城鞋業有限公司”創品牌（1989－1995年）
這一時期，溫州鞋從全國市場退出，隱姓埋名地借牌生産。87、88兩年，我到上海貼牌，我想這樣貼下去就危險了，我的牌子變成上海的了。
一定要重振溫州鞋的牌子！於是我到上海的國有鞋廠，廣東的台資鞋廠去考察，而後又飄洋過海到了世界製鞋王國——義大利。我被義大利現代化的製鞋技術和工藝所震撼。
1989年，我帶領全體員工進行第二次創業，租用溫州市糧食複製廠閒置廠房，改名為“長城鞋業有限公司”，寓意打造品質與信譽的長城，當時員工已達200多人。
1990年，公司投入120萬元進行技術改造，成立了專家組，經過3個月攻關，建成溫州第一條機械化繃幫生産流水線。用機械化的概念做鞋，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即把複雜的工藝簡單化了。這一改革標誌著溫州製鞋業告別手工生産時代。
1992年，我註冊了名為“康奈”的商標，意為“健康發展，其奈我何”。“埋下頭認真做事，昂起頭走向世界”成為康奈的企業文化。
1993年，公司調整産品市場定位，生産歐版高檔“大利萊”皮鞋。這種鞋工藝難度大，機械化程度高，我們攻克了難關，使高檔歐版皮鞋首次在國內鞋業界順利投産，皮鞋檔次與價格同步提升。當時上海生産的品牌皮鞋零售價不足100元一雙，康奈高檔皮鞋零售價卻已達到400元一雙，而且供不應求。
“康奈集團”接軌世界（1995年——今）
2000年以後，國內市場的擴張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的發展需要，我們必須走出去。2001年我們在世界時尚之都巴黎開起了專賣店。我想，要開就開到巴黎，那是一切世界品牌匯集的地方，只有在那裏才能知道自己的實力如何。在國外，中國鞋向來是低價的代名詞，這下中國鞋居然要在巴黎最熱鬧的地方開專賣店，老外持懷疑態度。他們不相信中國鞋也有品牌，也敢到巴黎來開店。緊接著，我們又把店開到了羅馬和紐約。
我並不諱言，康奈鞋在那裏始終要與同檔的國際品牌保持20歐元左右的價格差距，如果我們把價格定得和他們一樣，鞋就很難賣出去。
入世已經多年，歐盟的貿易壁壘大棒更加猛烈地砸向了中國皮鞋。2007年10月，歐盟對中國皮鞋的反傾銷加碼。以出口中高檔鞋為主的康奈也受到波及。這正説明我們走向世界的道路還很漫長。
□ 除署名外本版文字、圖片／薛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