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第二十二條軍規

話匣子topic · 于褚

    當今生活中的黑色幽默就是多。前兩年有人問我對“超女”的看法，我讓他去問計生部門。對方不解，我説“超女”不就是超生的婦女嗎？對方説這夠得上黑色幽默了。其實我是真的老土，對“超女”的理解盡在於此了，即使算是幽默也不過無意中黑色了一把。

    而有些黑色幽默似乎並非是無意的。一位科技局的黨組書記兼局長新皮鞋掉底了，他感覺不祥，便找到當地 “神算”，果然算出來新鞋掉底寓意“露底”，將有噩運。於是在檢察機關傳訊期間，這位書記兼局長大人主動交待收受賄賂10余萬元事實，被認定為自首，得以從輕處罰。這倒頗有意思：作為黨的書記鬧迷信，無論如何是不正確的；而他若不鬧迷信則不會去自首，迷信在自首這件事上來説又是正確的。不正確的舉動引出了正確的結果，那麼書記們是該鬧迷信還是不該鬧呢？但不管怎麼説，畢竟從輕處罰了。無怪乎某市紀檢出臺新政策，自首的貪官一律從輕發落，於是就有人以身作則，上繳受賄的10萬元，退出100萬的企業股份，果然也就從輕處理。不過相信還會有不去自首的，因為他要算這筆賬：自首固然從輕發落，而不自首也許還永遠不為人知呢；可不自首一旦事發要罪加一等，那麼還是自首的來得便宜吧；真要去自首了，想想自首雖然能從輕，也是擔了罪名，不如不自首又不為人知，總還是無罪一身輕的好；但萬一事發從重處理，則又不如早自首了……

    這令人想起了那部著名的美國小説《第二十二條軍規》。小説裏的第二十二條軍規規定，凡在面對迫在眉睫的、實實在在的危險時，對自身的安危所表現出的關切，是大腦的理性活動過程。在戰鬥中如果一個飛行員瘋了，可以獲准停止飛行；他必須做的事，就是提出停止飛行的要求。然而一旦他提出這種要求，他就不可能是瘋子，因為凡是想逃脫作戰任務的人，絕對是頭腦正常的，所以必須繼續執行飛行任務。於是便出現了如下悖論：某人執行飛行任務，他便是瘋子，所以就不必去飛行；但如果他不想去飛行，那麼他就不是瘋子，於是便不得不去飛行。

    所以我們行事總須認真推算一番，以免落入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圈套。記得魯迅曾提到某人的大願──現在稱之為願景──是：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這願景追求的是在競爭最少的情況下充分利用資源，解決人生兩大基本需求：食與色。然而問題在於，生産要素都被別人掌控，競爭者同時又是資源提供者，競爭最少造成了資源最少，結果導致競爭更加激烈。這願景沒算這筆賬：大餅解決食，姑娘解決色；賣大餅的若是男性，對姑娘來説，食與色的資源都在賣大餅的手裏，還要你第三者幹什麼？賣大餅的若是女性，她同樣掌握著食與色的資源，那位好看的姑娘不免岌岌可危了。若要在競爭最少的前提下壟斷資源，最佳設計應該是：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個賣大餅的好看的姑娘。

    用時髦些的話講，這是個博弈過程。不過這博弈實在太累，如果什麼事都要先擺弄一番“囚徒困境模式”而後行，大餅和姑娘早就落入別人囊中了。後來我受學術論文的啟發，發現還有更便捷的方法：提煉“關鍵詞”。只要關鍵詞找準了，許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比如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北京一夜》，開始我始終搞不明白這歌曲唱的是什麼。後來我就採取了提煉關鍵詞的方法，將這歌曲中的關鍵詞排列出來：

    老北京/不敢在午夜問路/出征的歸人/北方的狼族/穿著腐蝕的鐵衣/等待了千年為何城門還不開 / ONE NIGHT IN BEIJING

    上述關鍵詞令我豁然開朗，這首歌唱的是：八國聯軍。或許就是賽金花唱給瓦德西的，也未可知呢。

 

網球的禮儀

體育漫談sport · 鄭和平

    或許沒有人能夠想到，僅僅短短的幾年時間，曾經的“宮廷”和“皇家”網球，就已經步入尋常百姓家庭。伴隨各項頂級網球賽事的登陸和引進，如何欣賞網球比賽，融入其中，盡情享受高水準網球比賽所帶來的視覺盛宴，也成為大眾的熱門話題。

    “李娜又吼球迷了！”這是去年北京奧運期間中國金花李娜與俄羅斯紅粉薩芬娜進行的一場準決賽之後，各大媒體與網站推出的熱門新聞。當時的情形是，正當李娜集中精神準備一擊致命的時候，看臺上的一些觀眾也因為心情激動而大聲吶喊起來，突如其來的喊聲干擾了李娜，那記扣殺出界，李娜反而被薩芬娜破發。打完這一分後，又氣又惱的李娜衝著看臺用英語怒吼了一聲“shut up（閉嘴）”以示不滿而引起軒然大波。

    而引起這些風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觀眾對於網球規則及其禮儀知識的缺失和不足。正如一位曾參與奧運會網球比賽執法的西班牙籍裁判曾委婉地表達的那樣，前來觀看比賽的中國觀眾熱情的確很高，但他們似乎還沒有完全了解網球的規則。在李娜和薩芬娜的比賽結束之後，一些外國媒體在報道這場比賽的時候，就特地提出，正是李娜的主場觀眾“過分”熱情，阻礙了她前進的腳步。也就在同一場比賽中，由於中國觀眾對於薩芬娜雙誤的“喝彩”，讓她在兩盤的比賽中居然送出了12記雙誤。

    那麼，在欣賞和觀看網球比賽時，到底有哪些禮儀與規則呢？

    網球賽場首先需要的是安靜的觀眾秩序。進入網球賽場後，要關閉手機或者將鈴聲調成振動，不得大聲喧嘩，照相機不得使用閃光燈。即使選手的比賽打得再精彩，也不能在任何時間隨意鼓掌喝彩，一定要等一個球死球之後再鼓掌或者喝彩。鼓掌的時間也要適可而止，如果現場遲遲不能安靜下來，選手就不會發球或者向裁判提出抗議。

    網球比賽的進場頗有講究。比賽中，在單數局時雙方球員需要換邊並進行短暫的休息，但第1局結束後球員只換邊而不能坐下休息，所以這時一般不允許外場觀眾進場。在3、5、7等單數局或一盤結束後，觀眾需在引導員的幫助下儘快入座。如果在比賽開始時仍沒找到自己的位置，應該就地坐下，在下一次球員換邊時再找，此時是不應該站起來回走動的。整個比賽過程中，觀眾想去洗手間或者買水等，最好在選手進行90秒休息的時候走動，如果下一局的比賽已經開始，應該在一個球成為死球的時候再回到座位上。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有時候選手會把球打到觀眾席上，如果撿到後千萬不要將球留給自己做紀念，而應該主動歸還。去年中國網球公開賽比賽中，就出現了一位由於觀眾不懂網球規則欲把選手打到觀眾席上的網球留作紀念，造成比賽的中斷。同時，撿到球後，要等到死球狀況即一分結束後，方可扔入場內。

    年齡太小的孩子不宜去賽場。去年奧運鄭潔和晏紫對陣俄羅斯的庫茲涅佐娃和薩芬娜那場比賽，由於現場一度出現孩子哭鬧的情況，主裁判只好暫停比賽。

    事實上，紳士一樣的網球賽場禮儀和規則，簡單而明瞭。喜歡網球的你，只要抽出一點時間，了解和掌握網球賽方面的禮儀與規則，你便會像這項運動那樣優雅。網球賽場的安靜與足球場上的狂熱喧鬧並無二致，只是各自規律不同、特點不同。作為一名觀眾，唯一能做的，就是了解並尊重各項運動規律，這就是有關觀眾體育道德的最高禮儀和境界。

 

那些桑樹

城裏城外emotion · 施美方

    地處杭嘉湖平原的湖州，曾是有名的“絲綢之府”，農村幾乎家家戶戶養蠶。真沒想到，近期一次歸家，發現原本遍村都是的桑樹已不知何時被砍得所剩無幾了。原來小鎮上曾繁盛至極的繭站，今天倒閉了，偌大的一個繭站只留下了一個看守大門的老人，院裏竟長滿了野草，讓人傷感至極。

    僅僅幾年時間，“桑田”竟真的成“滄海”了。

    還記得小時候，家鄉一派蠶鄉風情：明凈的魚塘、蔥蘢的桑基、忙碌的蠶房。家鄉人就利用這個自然環境，基面種桑，桑葉喂蠶，蠶沙養魚，塘底的淤泥又挖到桑基上做肥料，真正是桑壯、魚肥、蠶繭豐收。蠶、桑、魚三種互不相關的農作物，結成一條不斷迴圈的生産鏈條，互相依存，共同生長。我的童年，桑基魚塘也曾是經常玩耍的樂園。暮春的桑果更是童年最大的期盼。當紫色的桑果送進嘴裏，軟軟的、甜甜的，稍一咬，汁水就流出來，流進嘴裏，滿口生津，似乎天下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比得上桑果好吃。

    聽父母説，由於近年來蠶絲市場不好，連帶著就繭價跌得讓人心寒，國家也沒什麼扶植政策，經濟效益遠沒有賣地或發展工業來得高；另外附近的空氣和水受到了污染，影響了蠶繭的收成。所以大傢夥覺得實在沒有必要白白辛苦了。

    “春天賦予的，理應無保留地交還給春天”。這是一首咏桑樹詩句，桑林已經砍掉了，我無語，而心中還是默默地祈願絲綢業有重放光彩的那一天。到那時我又可以聞到一排排油綠的桑樹散發出的那一陣陣迷人的清香。    （建行浙江省湖州南潯支行）

 

舊著相贈情更增

聊書齋chatting · 韋泱

    將自己寫的書，分贈同道友朋，是文人的嗜好，亦是友情的象徵。而我樂此不疲的，是將作者本人的舊著還贈作者，這常常引出耐人尋味的文壇佳話，且雅意綿綿。

    平時去舊書店閒逛，看到我熟悉並喜愛的作家早期著作，便將它們一一收留，更留下一份值得回味的書香。一日，突發奇想，時下簽名本亦成收藏熱點，我何不將這些千覓萬尋淘來的舊著，寄給作者本人，請他們簽上名，此等好事，何樂而不為。真巧手頭有綠原先生的兩種著譯，即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希望社出版的詩集《童話》，一九五二年在武漢出版的《蘇聯作家談創作》。我與綠原有過一面之緣。那年《詩刊》社在張家港開會，會後一些詩人從上海轉机。我去虹橋機場接送。在機場候車時，我與綠原有過簡短的交談。計程車來了，交談便暫告段落。綠原與曾卓上車去了天鑰橋路何滿子先生家。我轉身送李小雨去上海火車站，我們在一家麵館用了簡餐後，小雨就坐當晚的火車回京。嗣後，我寫了《邂逅綠原》一文。如此，我與綠原不算陌生。於是，説幹就幹，將綠原的兩冊舊著寄往北京。過不多日子，收到郵件，打開一觀，是綠原寄還已簽名的《童話》，我心中納悶：怎麼只寄還一冊呢？又過兩天，收到綠原女兒何方的來信，説“《童話》已寄出，《蘇聯作家談創作》家中無書，父親想再留幾天閱讀一下”。我趕緊去信，表示“此書不必寄還，請綠原先生留用，我常去舊書店，還有碰見的機會”。我想，綠原在五十年代被打成“胡風集團骨幹分子”，歷經磨難，家中書籍、書信都洗劫一空，連他自己的著譯都沒法得以保存。由此我對綠原多了一層理解與敬意。這麼想著，我又淘得一九五O年由海燕書店出版，綠原翻譯的凡爾哈侖詩劇《黎明》，我首先想到的是，綠原未必有此書，趕緊寄給綠原，並附信説：“此書您如沒有，請留用。如已有，煩請簽名寄我留念”。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綠原立即以新著《尋芳草集》回贈我。

    有一年我到南京公幹，抽空與《開卷》主編董寧文去拜望翻譯家楊苡先生，並帶去楊苡的譯作《俄羅斯性格》，以及楊苡丈夫，已故詩人兼翻譯家趙瑞蕻一九五二年的譯作《土庫曼的春天》，請楊苡先生一併簽名。其時楊老正因腳傷養病，坐在輪椅上握筆題簽，令我深感不安。回到上海，就接到寧文兄電話，説楊苡想留下《土庫曼的春天》，只是那天不好意思開口。我當即表示送給楊老，並立馬將書寄往南京。據楊苡説，因家中無《土庫曼的春天》一書，所以在編輯《趙瑞蕻紀念文集》時，亦漏編了。楊苡的女兒趙蘅特為寄來她的專著《拾回的歐洲畫頁》，並附信道：“韋泱先生：對你如此慷慨贈送我父親的譯著驚喜又感謝，奉上我的拙書一本，以表心跡”。

    草嬰先生是我深懷敬意的翻譯家，文革中被迫下放勞動，不幸壓碎胸骨，差點被死神召去。憑著巨大毅力，終於起死回生。四十年代中期，草嬰在塔斯社《時代》週刊擔任俄文翻譯，向國內讀者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以及蘇德戰況等。解放後，由於歷次政治運動，草嬰在五十年代初的譯作失散不少。這幾年，又陸續找回一些。由此翻譯家兼詩人吳鈞陶先生托我去舊書店時，亦幫草嬰找找他的舊譯。這樣，我與草嬰先生得以相識，可以説，亦是書為媒。我先後找到了五十年代初草嬰譯作《拖拉機站站長與農藝師》《美國無産階級近況》。而且幸運的是，由時代出版社于一九五О年出版的《美國無産階級近況》，一冊尚且難遇，我竟然先後淘得兩冊，便將一冊奉贈草嬰，另一冊請他題簽，真是皆大歡喜也。

    曾以寫作出版《不死的王孝和》《早霞短笛》等聞名的老作家柯藍先生，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過，並是上海勞動出版社和《勞動報》負責人。我淘得他出版于一九五O年的《怎樣編寫通俗報刊》一書，寄給寓居深圳的柯藍簽名。不料柯老很快馳來一函，懇切地説：“見到此書如見闊別故人，怦然心動。我手邊亦無此書，前時出版的六卷本《柯藍文集》也無法收入。惟有一點私心，不知可否割愛，讓我留下此書”。我回信説不用寄還我了。亦是戲劇性的巧事，在我寄出那本書後，又在舊書店見到同一版本的書，因已有，便未予注意。當柯老提出要此書時，我猛然想起，馬上騎車趕往這家舊書店。嗨，此書還好好地在書櫃上躺著。正等著我呢！這讓我不可思議，實在是緣分使然。

    我曾淘得散文家徐開壘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芝巷村的人們》，扉頁上有作者的簽名：“師陀先生，指正，開壘”。我想請徐老在此書上為我簽個名，徐老卻希望留下此書，另贈我一冊《家在文緣村》，並立刻為我簽名，我自然十分樂意。

    老詩人廖曉帆四十年代就開始翻譯舒柏特歌曲，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了《舒倍爾脫》歌曲集，可他一直沒有找到過這冊自己的舊作。我找到後先得而復失，繼而又失而復得，實在充滿戲劇性。我將此書相贈詩人，廖老即贈我上下冊《中國四十年代詩選》，留作紀念。

    那次在香港淘舊書，意外得到香港出版社在六十年代出版的豐子愷先生的《繪畫與文學》，以及靳以小説集《遠天的冰雪》。回滬後，我將兩書分別交給他們的女兒豐一吟與章潔思。因為她們正在蒐集、研究父輩的作品，更需要這些書。

    眼下，不用説民國版的舊書難見蹤影。即使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文學版本書籍，亦已半個多世紀，因存量十分稀少而日顯珍貴，其在舊書店亦價格不菲。我愛書，尤其是愛我所尊敬的前輩作家寫的書。但是，我又常常思考，我擁有這些作家的舊著，並不是去壟斷這些資料，而是應該讓舊書留給比我更需要它的人，發揮更大的效應，這是舊書最好的歸宿。

    有道是：同是天下愛書人，舊著相贈情更增。

 

鄧小平對股票的特殊支援方式

天白説story · 俞天白

    當然，哥德森敢於做出這一預言，因為他來訪之前，我們中央已經對這只證券櫃檯表示了熱情的支援態度，表態的人，就是鄧小平！

    那是1986年11月，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董事長約翰·范爾霖來華訪問，他受到了鄧小平的親切接見。他感到無上榮幸，並將他們交易所成員的一枚證章贈送給鄧小平，説：“尊敬的鄧小平先生，您戴上它，就可以在我們金融大廈裏通行無阻了”，鄧小平愉快地接受了。也許出於“來而不往非禮也”的中國古訓，他當即請陳慕華回贈了一張上海發行的飛樂音響公司（即“小飛樂”）股票，這張淺綠色的股票，股數為1，編號為05743。

    其實，小平同志早就在關注上海南京西路靜安寺旁邊這間小小證券買賣櫃檯，也早在琢磨哪個適當機會，助櫃檯一把。要不，他怎麼早就做了準備，要求全國各地提供新近發行的股票供他選擇備用呢？

    約翰·范爾霖為自己能夠成為第一位擁有中國股票、做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東的西方金融家而欣喜不已。但他既關心股票轉讓、贈予的種種規範，更關心利用這個機會捕捉商機，所以一接過這張股票，先審視股票權利人部位圖畫似的那三個文字，認真地問：這上面寫的是誰的名字？一聽不是他，立刻説，屬於我的股票，就不能是別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去辦理過戶手續！

    世界上最大證券交易所的董事長，就這樣和當時被一些人戲稱為世界上最小的“證券交易所”的經理見了面。

    那是1986年11月23日，約翰·范爾霖偕同夫人，率領包括一名副總裁和負責公關的一名總經理一行，加上翻譯和一大群來自國內外新聞記者，由時任央行上海市分行行長李祥瑞陪同，浩浩蕩蕩的來到這只證券櫃檯。范爾霖怎麼也沒料到這個交易所會小到這程度。當黃貴顯不安地連説太簡陋了的時候，范爾霖卻自有他獨特審視眼光，而是滿口的肯定和熱情的稱讚：“很好啊，瞧，還有電話！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裏，有這麼一間房子已經很不錯了。美國最早開始股票交易，是在華爾街邊的梧桐樹下進行的，參加交易的人要遭受日曬雨淋，比你們現在的條件差得多啦！瞧，我就樂意參加你們交易！”……然後奉上那張綠色的小飛樂股票，要求過戶。

    黃貴顯感受得到，這是約翰·范爾霖的肺腑之言，但他更能感受到，北京中南海通過這一雙手、這一行客人、這一張股票給他們帶來的是什麼！他為黨中央和鄧小平的良苦用心感奮不已。他當即為他過了戶，在這張股票上，恭恭正正地寫上了這樣一串洋名：John·Phelan JR。同時給了范爾霖一本“息折”。這才是真正“中國特色”！這是一本跟隨股票流通，證明股票“身份”的小本子，是為了確保執行黃貴顯自立的“軍令狀”，在股票交易流通中不被假冒、不搞投機倒把而採取的措施之一。這一本“息折”的編號為3742，過戶的實際時間，卻是1986年11月16日，就是鄧小平贈送的那一天。

    現在，范爾霖將這張股票和這份息折，和鄧小平接見他，以及黃貴顯在靜安證券櫃檯接待他們參觀時的大幅照片，一起陳列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那間頗具氣派的陳列館的最顯要地位，成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永久見證。

 

瞬間moment ·日本精細化管理

圖片、文字／江浩

每個垃圾桶，至少要有4種文字。

超市門口的垃圾桶，不但分類詳細，還有圖文並茂的使用指南。

   

瞬間徵稿

    “瞬間”想通過圖片方式，忠實紀錄建設銀行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和變遷。內容：網點、服務手段、産品以及各種細節的變化。表現形式：單張、組圖皆可，最好是新舊對比的圖片；黑白、彩色亦可。

    來稿註明“瞬間”徵稿，郵箱：kehuban.zh@ccb.com。

    截稿時間：8月10日。
 
 
※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詳情諮詢6759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