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
規 則
話匣子topic · 文逸
詞典裏對規則這樣解釋,規則是指規定出來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體育比賽有賽事和項目規則,學科知識有理論和實踐規則,企業機構有內部的獎懲規則,小到家有家規,校有校規,大到治國也有一套系統的規則。規則可以是由書面形式規定的成文條例,也可以是約定俗成,流傳下來的不成文規定,但其存在的基本條件是每個社會公民的承認和遵守。然而,在現實社會中,總有些人卻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不願意執行原先制定好的規則,當這部分人群達到一定比例的時候,另一種規則就出現了,它藏于公開規則之下,我們稱之為潛規則。
山西黑煤窯事件可以説是一個巨大的警告,當黑窯女主人指責官員那句“他們就知道收錢,但不給辦證”公諸於世的時候,説明終於有人覺得交錢解困這套行事手法不再是潛規則,而可以正大光明宣之於口,且是大家都能理解和同情的常規了。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那麼應該保障勞工權益的公僕變成了人販,應該維護治安的警察變成了閒事少管的路人,這些看似完全不合邏輯的情形,似乎也都成為一種正常的狀態。
在解決這種邏輯之前,應該先回答一個源頭問題,人們為什麼要遵守規則?或者説一套規則的合法性是如何確立的?規則之所以被人們接受,根本就在於其制定的公平,再加上執法當局的公正,人們也就樂意遵守了。反過來説,假如大家覺得這個社會的規則執行不公正,久而久之,也就沒有人再會跟著這些規則辦事,沒有人再會相信它們的效力了。
假如有人富可敵國,但只交很少的稅,一般人納稅的動機就會因此減弱了。假如有官員身居高位,可以挪用公款為己用而不受處分,那底下公務員和百姓偷竊動機就增加了。假如學生成績不好,但憑著關係和賄賂卻能上研究院,那其他人就不會再發奮了。
如果一條規則執行不公正,人們就不會再心甘情願地遵守它,如果一堆規則執行不公正,社會遵守規則的文化就要破産。如果不遵守規則不僅不受罰,甚至能得到好處,很多人就會發問,乖乖地循規蹈矩豈不太笨了?
這種心態如果持續得到膨脹,就會引發另一個現象,犯規。沒有人天生就喜歡犯規,因為那樣會受到相應的懲罰。但在現實中,總有些人犯規卻不用承擔風險,於是,另一些人就會研究和分析這種現象,再效倣他們,歸納出一套原理,使自己也避開逾矩的惡果。當大多數人都有這種心理行為時,他們將不再相信誰是清白無辜,原有的規則至此就只是一紙空文罷了。那些犯規後照樣平安無事的方法也就是“潛規則”。要知道,潛規則並不會推翻表面的規則,人們還是會陰奉陽違地承認後者,儘管沒有人再遵守它。
有時候,這只是一時的平衡,最後會有一場典範轉移,表面規則被徹底揚棄,而原來潛伏在暗地的規則登上臺面,成為新規則。
上文提到的黑煤窯事件就是一場典範轉移,在看到了這種潛規則後,我們可以判斷,對於經營黑窯一家人所犯下的邪惡大罪,不是因為他們的良知被蒙敝,而是因為他們已經徹底適應了“收錢得辦事”的公平新規則,所以這名坦白得嚇人的女子才如此無愧無慚向大家“揭發”那些收了錢不辦事的人。
當然,在更多的時候,規則會被不斷修改和完善,填缺補漏強化原有體系,盡可能朝著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向發展,這樣才能讓“潛規則”失去滋生的土壤,推動社會不斷的進步。
南非製造
體育漫談sport · 公孫欠諛
八年前,世界盃離開歐美,來到發明“蹴踘”的亞洲,在“蹴踘”的故鄉中國附近安營紮寨,南韓和日本聯合承辦,兩個做人不太厚道的國家分別把本屆世界盃稱為“韓日世界盃”和“日韓世界盃”,這是個小動作。那次比賽,日本人小組出線了,南韓人進了前4名,嗟乎!亞洲足球之崛起不在此時還在何時?但看過南韓擊敗西班牙和義大利的比賽,我覺得羞以為鄰!真正贏得比賽的是當值裁判,事後,執法南韓和義大利比賽的厄瓜多主裁判墨雷諾便被排除出了國際足聯主裁判名單,本來就落後的亞洲足球如此下去,何時才能崛起?
不過,南韓人倒是很“雄起”,我很擔心,南韓人可以把“中醫”改成“韓醫”,把端午節改姓韓拿去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産,同樣也可以把“蹴踘”拿去姓韓。
今年,世界盃來到它的另一塊處女地非洲,作為在歐美之外舉行的一次世界性的足球大賽,其意義當然也不同尋常,除了競技比拼,冠軍爭奪外,還有其他的意義,在一個充滿戰亂、饑荒、疾病的大陸,依然有熱愛生命和生活的人在從容不迫地踢球,他們沒有球鞋,光著腳奔跑在烈日暴曬的土地上,踢著用漁網、藤條捆紮而成的足球。從這裡走出了尼日利亞、喀麥隆、摩洛哥、迦納、多哥、象牙海岸等曾經在世界足壇上靈光閃現的優秀球隊,他們擁有米拉、維阿、拉德貝、德羅巴、埃托奧這樣的世界級球星。非洲的足球水準要高於亞洲,但經濟發展要低於亞洲。南非作為非洲經濟發展的領頭羊,把世界盃交給南非,讓足球成了非洲與世界的又一個重要連接點,依託足球,發展非洲,這是一個良好的舉措,能催生經濟的快速發展,南非的交通、通訊、體育場館建設都得到了較大發展。很多人也想用體育這劑藥去粘合非洲的種族隔閡,歷史上南非的足球和種族隔閡契合很深,甚至有些變態,他們的聯賽分好幾種,白人聯賽和黑人聯賽,還有白人和部分黑人參加的聯賽,他們曾經為了滿足國際足聯的要求:黑人和白人都應該參加世界盃!異想天開地提出:1966年選拔白人隊員參加世界盃,1970年選拔黑人隊員參加世界盃。現在當然好多了,總統也成了黑人,球員也不分膚色可以在一起踢球了,但幾百年來形成的種族矛盾依然存在,要靠辦一次世界盃來解決一切,足球的任務有點重,它畢竟只是一項運動,不要賦予它太多的責任。
最近,我看到媒體對南非世界盃的準備也提出了一些批評:比賽場地、門票銷售、安全保衛、後勤保障都還存在問題。南非政府也看到了現實,他們承認:南非現在還面臨著艾滋病蔓延、貧富差距加大、犯罪率居高不下等諸多問題,這也是國際足聯認為南非作為世界盃東道國必須要解決的缺陷。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要靠一次體育運動會來改變一切,是不可能的,目標的實現,還得一點一點來,希望這是個開始。要感謝國際足聯和布拉特,用實際行動給了非洲溫暖,讓踢漁網藤條足球的地方成為了世界的中心!
瞬間moment ·世博·面孔
上海世博會開幕已經一個多月,日均入園最高已經突破40萬人次。世博是世界文明的集中體現,也同時包容著世界萬象。不同膚色的人們從世界各個角落趕來相聚,不同樣貌的面孔在世博相映成趣。西班牙館裏一個黑髮寶寶癡癡地望著大嬰兒“米格林寶寶”、黃色面孔的小女孩和黑色面孔的中東婦女“合影”、非洲館裏的面孔墻與遊客的面孔……
項光敬/圖
孩子是這樣長大的
城裏城外emotion · 張霞
孩子的世界也是一個滿大且很重要的現實世界,大人之間交往得遵循社會基本準則,孩子之間也有他們的規則。
2010年第一天,女兒祺挨打了。是苗,祺最好的小朋友!苗比祺小兩個多月,個子比祺矮半頭,以前倆人在一起玩,偶有小打小鬧事件發生,但也總是祺佔先。可是這次打架事件中,祺可是著著實實被苗打了一通。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苗家是複式樓。平時,我帶祺去她家,只是在樓下玩,這次,我們去了樓上玩,因為這是苗媽給苗新辟出來的一間遊戲室。樓上一個三四十平米的大開間,放了一張書桌和一張單人床。看見有床,祺並不客氣,手腳麻利地上床就鑽進了被窩,還閉上眼睛假裝睡覺。苗看見可不樂意了,也要上床。我怕她倆打架,就把祺從被窩裏抱出來,苗趁機上了床也鑽進被窩。這下,祺不幹了,還要鑽被窩。於是,祺緊貼著床邊想往被窩裏鑽,而苗手上一邊抓著祺的臉,腳下還在被窩裏一個勁兒地踢祺。再看祺只是一動不動地硬挺著扒著床邊躺著,儘量不讓苗把自己踹下床,小臉已經被抓得一片紅、一片紅的。苗媽趕緊用話語制止苗。一個是不停地踢,一個硬挺著不還手就讓踢……我趕緊把祺抱走,轉移陣地,去書桌上玩小石子。這時苗看見祺在玩小石頭,又不幹了。祺坐在椅子上,苗媽抱著苗,那高度苗正好伸手就揪住祺的頭髮往下拽……雖然事後苗的爸爸媽媽一直在道歉,也讓苗向祺道歉,我和祺爸嘴上説著沒事沒事,可是心裏卻想,小孩打架爭玩具,很正常的事,甚至挨打也是正常的。但是,沒有像祺這樣的,一點自衛和還手的能力也沒有,這要是上了幼兒園,那得吃多大虧啊!
曾經,我和一個上小學的孩子媽媽討論過:如果孩子在外面被打了,做家長到底該怎麼辦?她的結論很簡單:一定要教她打回去,不然她還會被別人欺負。
晚上回家,我和祺爸有意識地對祺進行“打架”教育。先是口頭教育:“首先你是不可以主動打別的小朋友!但是,如果別人先打你,你就不能傻站著等人打,先要學會躲,然後在適當時機予以有力還擊。我們的原則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也要打,最起碼要讓別人知道你不是隨便可以被欺負的。”我們偉大領袖毛爺爺曾經説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清朝末年外交官顧維鈞先生早説過“弱國無外交”,只有自己發展壯大了,別人才不敢欺負你。
在我看來,會打架不是天生的,知書達理也不是天生的。有了孩子才深知教育的意義。養不教父之過,不教是不行的。你不可以欺負別人,但是絕對不能被別人欺負了還不會還手。在我和祺爸的諄諄教導下,現在祺已經基本掌握了躲功和揪頭髮功。不過,這也要付出代價的,她身邊的人都充當了實驗靶子,尤其是我,本來頭髮就不多,現在已經讓祺練得沒剩幾根了!不過,為了祺,我忍。(建行總行)
人人都愛東野圭吾
聊書齋chatting · 山風
曾經看過一篇文章,作者以極度傷感的筆觸寫到:沒想到東野圭吾是一個微胖的中年男人——他應該像福山雅治那樣清雅俊秀的啊。不禁莞爾。因為,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是這樣想的。為什麼我們都有這樣的臆斷,十有八九都是源自於我們對東野圭吾的愛吧。是的,喜愛一個人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在腦中將對方塑造成自己喜歡的角色形象,這是心理學的一種解釋。
從08年《白夜行》首發大陸版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試探和琢磨,到了去年,東野圭吾的作品在中國的受眾群忽成井噴之勢。仿佛一夜之間,全國各大書店便鋪天蓋地地陳列上了諸多東野圭吾的作品,很多書店還打破多年常規,為其設置了專櫃,那是何等的榮耀與驕傲。真喜歡也好,假附會也罷,東野圭吾正慢慢擠進中國人認識的世界著名偵探推理作家前三甲之列。
東野圭吾的書好看在哪?和先輩比起來,奇巧大遜阿加莎,懸念大遜柯南道爾,氣度大遜松本清張。但是縱觀東野圭吾這20多年來的作品,奇巧、懸念、氣度分別成為其一段時期的主攻方向。沒有個人風格,或者説沒有固定個人風格,一直是東野圭吾為評論界詬病的主要原因。但是東野圭吾自身卻完全不能忍受重復的寫作內容和方式,他的小説,旨在編織一個“無限可能性的世界”,這自然會呼喚無限可能性的寫作風格。對於讀者來説,這是何等的幸事,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次的東野圭吾又會呈現怎樣的作品給我們。這是我們愛東野圭吾的原因之一。
推理小説發展數百年來,幾乎各種手段、謎局都已被一一嘗試,擅讀推理小説的讀者,也已經對於各種意外性都司空見慣。閱讀推理小説,就是讀者與作者的一場智力競賽,但是,很多時候這場競賽是不完全公平的,小説結局之意外,兇手也好、方式也罷,是建立在讀者與作者對故事資訊本身掌握的不對稱。在阿加莎與柯南道爾的小説當中最為普遍的,文章最後的恍然大悟,只是因為讀者在最後一刻才獲知最關鍵的資訊。東野圭吾的作品不是很願意使用這種不對稱造成的意外,他更願意運用其高超的敘述技巧——有評論用“理性敘述”來描繪他的這種技巧——來製造他所要呈現的意外之感。東野往往用樸素平實口吻在前190頁的文字中説明既見事實。我們得知了全部的現象,獲取了全部的資訊,但是東野圭吾就是能熟稔利用人慣常思維模式當中的盲點,而巧妙地把讀者誘入局中,一次次與真相擦肩而過。最後10頁的解謎峰迴路轉,面對真相那一刻——答案原來早在故事的緣起就已顯山露水。這種詭計式的表現手法提供了淋漓盡致的閱讀快感。
用最理性的文字來展現最深邃的情感,這是東野圭吾作品另外一個動人之處。刻板化的兇手、受害人、偵探、警察,這是經典推理小説一直難以跳出的窠臼。即使偉大如阿加莎,在她筆下的那些兇手都是略帶個人偏見式的中下層人民。當然,這是屬於時代的局限,而不能完全歸咎於作者本身。然而,隨著推理小説的發展,其為主流文學界所詬病的“重情節而輕人物”這一問題卻一直停留在18世紀,而大大地影響了推理小説在文學界的地位。從獲得江戶川亂步獎的《放學後》起,在東野圭吾的書裏,我們一直能夠很輕易的聽到人性的讚歌。和社會派推理小説家松本清張一樣,近年的東野圭吾也致力於描繪日本社會問題及社會現象。但和冷靜客觀的旁觀者松本清張不同,東野圭吾之於其作品更像是參與者,我們閱讀者他理性的是文字,卻似乎是以他深情的雙眸在注視他筆下的那些人物,感受他們的辛酸苦楚,體味不可逆轉的絕望孤獨。筆下人物之間的深情與東野圭吾對他們的深情相互交織,我們讀到的就不是一起起冰冷的兇殺,而是一曲曲溫暖的愛之歌了。
小處大文章(九)
克勞蒂婭和自行車
小小説story · 俞天白
都説中國是自行車王國,其實不準確。所謂王國,不僅數量多,更要體現使用者對它的重視。我在德國海德堡火車站見到的自行車,大約上萬輛,更搶眼的,是其安放之整齊,令人想到藝術陳列,想到了社會群體的文明素質!
海德堡是大學城,黑格爾、歌德都曾經在海德堡大學任教,六十多歲的歌德還在這兒重新燃起愛情之火。我去的那天正是週末,學生都度假去了,騎著自行車到火車站,然後乘列車奔赴四面八方。所以與平時不同。
這裡説明兩點,一點,他們在城內習慣騎自行車;另一點,到海德堡以外城市便習慣乘火車。不像中國,不管城內城外,可以使用公共交通的偏要用小轎車,為了擺闊,哪怕死要面子活受罪,堵上幾個小時。海德堡的人們卻把乘什麼車視作自己的社會責任,地球人的起碼素質。正宗的日耳曼人克勞蒂婭小姐,就是一個例子。
克勞蒂婭小姐是經濟學碩士,我兒子的朋友。她收入不菲,她駕駛執照早在學生時代就擁有了,並有一輛歐寶汽車,但她基本上擱置不用。她住在萊法州州府美茵茨市中心,比鄰千年大教堂,離工作單位的黑森州首府維斯巴登有15公里,她卻選擇了自行車,不管風霜雨雪,烈日酷暑,每天往返三十公里,到了大雪封路,她仍然不用小轎車而選擇火車。她還時常義務為朋友和同事修自行車,樂此不疲。我的兒子自行車壞了,就去找她修,她修不好的時候,就會把她的男朋友拉來一起修。她的男朋友可不是修自行車的,而是在當地電臺工作的一名新聞工作者。
開始,我還不信。我在國內習慣騎自行車。到德國是暫住的。經常要和兒子同時使用,不方便,但又不想買,一位中國留學生就借了我一輛。有一次出外,一不小心摔壞了。於是我真的驗證了一回,我們父子倆把自行車拖到她家裏去了。
她還沒有結婚,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她的工作很忙,約在夜晚九點。那晚,下了雨,我父子倆到達時,她也剛回家,匆匆地換下因騎車而淋濕的衣褲,來不及整理房間,讓我看到了她真實的生活面貌。簡樸!一室一廳,廳既是會客室,也是廚房兼餐廳,餐桌上,墊在燭臺和水果盆子下面的不是塑膠墊,而是枯黃的梧桐葉;墻壁上不是墻紙,是用水彩顏料自己塗抹的裝飾畫,回蕩著一派原始古樸的氣氛。兩間居室以內,不説豪華的傢具和擺設,就連最普通的電視機也不見一架!她是個嗜書蟲,可整個居室,除了電話黃頁之外,只在床頭擺著幾冊從圖書館借來的書籍。
我先為把她當作自行車修理工而表示不安。她卻嫣然一笑,説出了原因,她熱心助人,為的是鼓勵朋友多用自行車,儘量減少幾個開車者。
原來她是後物質主義的追隨者。後物質主義者也是社會批判者,是後工業時代的産物。我算身臨其地來感受了一回。真的,她的居室,就是她信仰的展現,她不買書,因為她厭倦個人的聚斂與佔有,共用才是她所追求和身體力行的。在生活中,她真的拒絕使用一次性生活用品,衣物也都是棉紡的,其中不少竟然是在跳蚤市場覓到的,絕不是為了省錢,而是執行物質再利用的理念。煙酒不沾,就連咖啡都拒絕。常年消費的,不是時尚流行,而是價格高昂的綠色食品。
當然,克勞蒂婭是克勞蒂婭,海德堡火車站上那上萬輛自行車的車主,絕對不可能都像她這樣擁有什麼主義的信仰。世事無極端,他們統一的,不過是生活小事上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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