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余江灝

    2008年，A股市場在經歷了998到6124的暴漲之後扭頭向下，一路狂瀉，5000、4000、3000點幾乎沒有像樣的抵抗便先後被無情擊穿。當幾乎所有人都談股色變的時候，曾國富卻像獵人般耐心細緻地尋找著自己的“獵物”。很快，他把目光轉向到攀鋼鋼釩上。2008年5月，攀鋼鋼釩發佈重大資産重組公告，公司擬向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攀枝花鋼鐵有限責任公司、攀鋼集團成都鋼鐵有限責任公司和攀鋼集團四川長城特殊鋼有限責任公司發行股份作為支付方式購買其相關資産。“我計算過重組後攀鋼鋼釩能有百分之十幾的套利空間，可當時很多人認為此次重組不會成功，而且覺得購買其他股票反彈一次都能有這麼多收益，所以就沒有參與。我做過投資銀行，認為重組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同時在那種弱勢市場上，有百分之十幾的空間也是很客觀的。”當年下半年，曾國富果斷“殺”入攀鋼鋼釩、攀渝鈦業和長城股份，在短短的3個月內，出現2次套利機會，每次每只股票都獲利13-19%左右。那一年，滬深股指分別下跌65.39%和62.90%，而他管理的信達澳銀精華靈活配置基金卻取得了4%的正收益。

    2009年6月，曾國富再度出手，這次他的目標是新和成和浙江醫藥，兩家以生産維生素E、A等醫藥原料藥為主的企業。從歷史數據看，這種企業的股票普遍缺乏市場人氣，因為其産品價格的大幅變化導致股價波動非常大。但他經過認真調研和仔細分析後發覺這個行業經過近幾年的發展和整合，已經逐漸從充分競爭轉為壟斷競爭的格局，産品價格的波動不再像以前那樣劇烈，而且維生素E的價格也在不斷穩步上漲，於是大量買入，最多的時候這兩隻股票佔到整個組合的11%左右。隨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新和成和浙江醫藥的價格都從22元附近漲到了40元之上，近乎翻番。

    談到上述兩個案例的成功原因，曾國富的回答簡單而獨特：“堅持用絕對收益的心態來做投資。”

    從2002年第一隻開放式基金面世以來，公募基金一直以追求相對收益為己任，基金經理們的首要目標是戰勝業績基準和同類型的其他基金，而不是能否獲得正收益。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下，“羊群效應”日趨明顯，一隻基金的加倉和減倉行為往往會引起其他基金跟進，這種行為在牛市裏催生了大批高估值、高股價的股票，在熊市中則相互“多殺多”，加劇股指下跌的速度。更有媒體報道，在這種評判標準下，2008年跌幅高達40%的基金因為跑贏了基準而被稱為取得了“好”的收成，而2009年漲幅超過六成的基金卻未必稱得上好基金，因為仍落後大盤近20個百分點。

    對此，曾國富坦言，如果抱著相對收益的心態來投資，經常會受到同行對市場判斷的影響。“有時候明明看到市場已經走弱，但因為別的基金倉位都很高，你也不敢減倉減得太厲害，到最後損失最大的還是基金持有者。”

    基金投資主要有兩種選股風格：一是基於週期判斷的自上而下的行業輪動，另一種是自下而上的個股選擇。相比之下，曾國富更青睞後者，但他同時笑稱自己不會和一隻股票去談戀愛，不會永遠拿著一隻股票不放手。“對於一個優秀企業的股票，我會持續關注它，但一定要等到價格低估的時候再去買入，高估的時候賣出，這樣才能獲得盈利。”從他管理的基金資料中，可以看到每個季度的前10大重倉股都有部分股票發生了變化。

    曾國富即將擔任一隻紅利概念基金的基金經理，在歐美成熟市場，股息紅利是投資者進行股票投資並獲得投資收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投資者衡量上市公司投資價值的重要指標。而A股上市公司的分紅率一直都比較低，而且非常不穩定，在2005年達到最低值。但是從2006年開始，分紅率開始大幅上升。“一方面是因為股改完成後，大股東與小股東的利益逐漸趨於一致，另一方面市場回暖後，上市公司融資需求增強，因此大比例派發現金紅利。”他通過數據研究發現，從2005年到現在完整一輪牛熊市轉換下來，高現金分紅的股票投資收益非常高。“比如山東黃金的股價上漲35倍、科達機電20倍、恒生電子17倍，江中藥業也有15倍的收益……”

    記者的話：對曾總的採訪是通過電話連線進行的，聽筒那邊的聲音語速適中、舉例準確，邏輯清晰、觀點鮮明，尤其是追求絕對收益的提法讓我耳目一新。採訪結束時，我們聊起了近期大幅下挫的股票市場，他明確表示這個時候新發基金對發行部門來説比較困難，但對基金經理而言則是非常好的建倉時機。“在別人不願意買股票的時候你去買，賺錢的概率一定要大。等到宏觀政策適度放鬆之際就是股指到底的時候，目前來看，這個日子不會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