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力量與社會責任
■ 益智
房産新政4月14日巧合地與玉樹地震同時突然發生,而兩天后是盼望已久的股指期貨的上市。中國老百姓素有炒新的習慣,股指期貨相對於20年來傳統思維只有做多才賺錢的股民而言,其最新的特徵就是憑空做空也可以賺錢,所以股指便隨著新政一起展開了一輪暴跌,充分體現了股指期貨的優越性。
在股指期貨推出之前,商品期貨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我一直主張把股票與商品期貨結合起來操作的期股結合,這樣即使股市下跌,投資者也有可能通過商品期貨的多空操作戰勝股指,並且通過商品期貨來熟悉股指期貨的操作,事實證明,會做空的老期民在股指期貨推出後佔盡了優勢。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伴隨著股指的暴跌,房産政策的陸續推出,有關政策內容和出臺的部門也通過媒體不斷地閃現,鋻於內容複雜,插手部門繁雜,新政剛出之際我曾經寫了一篇房産新政應該避免九龍治水的局面,誰知後來加入的龍王越來越多,政策的焦點也聚集在對房産徵稅與否上,不同部門和地方政府展開了相關傳聞及其辟謠的拉鋸戰,而作為信使傳播這一切的無疑是為了博取大眾注意力的媒體,塵埃落定,似乎勝利者只有媒體了。但事實肯定不是這樣。
《英國醫學期刊》和英國調查採訪局6月4日公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世界衛生組織的3名專家涉嫌從生産達菲的藥廠收受賄賂,有意製造了甲流病毒的恐慌。媒體對甲流也進行了極為廣泛的報道。調查結果稱,各國政府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大量購買達菲,為羅氏公司等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從中我們不難嗅出媒體的力量。
再回到有關徵稅的報道,物業稅被從程式上否定之後,房産稅作為替代品被提了出來,顯然這是一種涉及面廣,對全國人民影響深遠的稅收政策,但有些媒體關心的是哪個部門哪個地區提交了哪種版本的房産稅徵收方案,對於徵稅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討論卻著墨甚少,其實財政收入與支出的國民大事難道是幾個官員做做方案上報就可以的嗎?上報誰呢?誰説了算呢?這些更為重大之事似乎不是某些媒體所關注的。
媒體的力量在於宣傳,宣傳是一種大眾傳媒話語形式,有三個要素:提供資訊者、資訊、接受資訊者。使宣傳成為一種特殊傳媒形式的是,第一,發送的資訊不只是單純地“提供資訊”,而是只提供對宣傳者有利的資訊;第二,它總是代表某種商業、政治性組織、機構、利益來傳播資訊的,雖然所代表的必然是局部的利益,但卻總是以整體的名義來進行;第三,資訊接受者一定是廣大的社會人群,現代宣傳本身就是大眾社會的産物,依賴於大眾傳媒。産生的結果是大眾思維被某些利益團體所操縱,形成羊群效應,一旦與資本市場結合,導致的利益再分配可是會遠遠大於羅氏等醫藥公司得到的收益。比如這次股指暴跌,由於公募基金沒有獲得使用股指期貨套期保值的權利,眼睜睜蒙受了數萬億的市值損失。
另據香港媒體報道,國內某雜誌日前引述內地法院多份判決書稱李嘉誠旗下長實、和黃涉及內地貪腐受賄的系列大案後,長實聯同和黃又發表聲明稱已就該報道向該雜誌發出律師信,按照法律程式處理。大公司可以起訴媒體,廣大民眾對於各種誤導資訊所造成的損失又該作何反應呢?
奢望媒體對每一條資訊都核實再發佈既不現實也不合理,但我們希望媒體對一些明顯不成熟的重大措施報道少用一些“標題黨”伎倆誤導民眾。媒體負有社會教化責任,不要僅僅注重結果,而應該多一些社會責任,引導民眾討論事件發生的邏輯合理性,避免武斷地用某些官員專家個人觀點傾向性地誤導大眾。此外大眾也應該了解和重視自己與接受宣傳有關的心理特徵。既充分了解和警惕某些宣傳慣用的手法,也提高自己的研判能力。同時,也惴惴地希望對媒體報道的尺度有一些制度性規範,重塑大眾對媒體的信任。
剛剛在芝加哥CBOT拜訪了有世界金融期貨之父之稱的利奧·梅拉梅德,在談及我國股指期貨推出與股指暴跌之間關係時,他認為股指期貨只是一位信使,在他傳播了某些不利資訊時,我們不能歸咎於信使。父親對孩子總會有些偏袒,希望作為真正信使的媒體,不再成為歸咎的對象。(浙江財經學院)
(文中觀點為個人觀點,僅供參考,不構成指導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