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曉陽

    中産的焦慮早已超越“蒜你狠”、“豆你玩”的層次。如今，中國經濟站在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當CPI突破3%的通脹警戒線時，中産們也許感受不到這一數字帶來的生活壓力：豬肉漲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漲了，可以買麵粉；咖啡館提價了，可以在家裏喝；房價漲了，可以先租房。這些不過是“中産階級的幻覺”，以自身生活體驗，起初認為通脹無所謂。

    如今，房租在多年穩定後開始躥升，中心城市包括一些二線城市的房租漲幅超過了20%，這時，中産們陷入無處可避的境地。這輪通脹，火已經燒向了自己，CPI的上漲讓一向對價格不夠敏感的中産們開始覺得如此直接而沉重。如果像有的經濟學者説的那樣，未來十年，世界都將在通貨膨脹中度過。我們該如何避免自己的資産不縮水？如今，錯綜複雜、內憂外患的金融危機下，中産階層的焦慮或許正是中國的焦慮。如今，中國經濟站在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或許我們應該梳理這種焦慮，從産生這些焦慮的元素中，發掘出真正的應對之舉。今年一季度中國創出了11.9%的GDP增速，人們在擔心中國的通脹壓力，隨著歐元債務危機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人們擔憂的焦點又開始轉變成了通貨緊縮。

    我們在2008年發出令全球嘆為觀止的“四萬億救市”計劃。2009年開始，取消了信貸規模控制，讓商業銀行多出了9萬億新增貸款，甚至到今年上半年，仍然有4.6萬億的新增貸款發放。投資保證了中國的經濟增速，2009年，中國GDP投資拉動率高達92%，比2008年上升了45個百分點，結果是“保八”成功，在黯淡的全球經濟中獨樹一幟。

    不過，中國貨幣數量增長，高於GDP增長20到30個百分點，這使得中國廣義貨幣M2與GDP的比值在2009年年底達到創紀錄的180%左右，這個數據遠遠超過美國的65%以及日本的110%。換句話説，中國用接近10萬億美元的貨幣，生産著5萬億美元的GDP，而美國只用8.3萬億美元，就生産了14萬億美元的GDP。通貨膨脹會使物價上漲，中低階層財富減少，導致人心不安。

    今年5月，中國的CPI同比上漲3.1%，又一次超過3%的通脹警戒線。自2007年開始，中國結束了長達1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局面，CPI以每年約5%的速度在上漲，那一年也是次貸危機發力的開始，正是在救市背景下，出現了大手筆刺激計劃。貨幣大都流入了基礎設施、房地産以及汽車行業，通過拉升地産價格，加大石油消費，使得高企的房價和油價，成為增發貨幣的高能回收器，好處不一而足。以前買不起房，最少還可以租房，但現在城市的中産階級，以及剛畢業的大學生們，切實感受到生活壓力。與此同時，中國充裕的廉價勞動力，經過多年無限量供給後，終於在老年化的陰影下，看到“劉易斯拐點”的臨近：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捩點，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産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這將直接引發勞動力成本提高，近來，富士康加薪，東南沿海大規模的民工荒，以及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調高等一系列事件出現，使中國又多了一道難題——未來幾年勞動力成本上漲也將成為通脹壓力。

    屋漏偏逢連夜雨。年初剛經歷了西南大旱，夏季又遇到了南、北方暴雨，中國夏糧連續6年增長後首次産量下降，反映到菜市場上，則是各種農副産品價格上漲，輸入性通脹依然沒有緩解。在2009年寬鬆貨幣政策，在持續上揚的住房價格，在勞動力成本變得高昂，在糧食和能源因為各種原因大幅上漲的背景下，加重了中國進入通膨的心理預期。

    如果不是通脹，而是通縮，是否寧願讓資金躺在銀行的賬戶上，也不要以高風險進入股市和理財産品市場，來博取並不一定能得到的高收益呢？又或者應該精打細算，嚴陣以待，防止通脹通縮並存下的滯漲，那樣面臨的很可能是大規模失業和減薪，這類似于《等待戈多》這樣的後現代荒誕解構狀態。

    之所以要重視中産的焦慮，是因為中産階層是社會穩定的潤滑劑，也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人群。當中産階層花費太多的錢用於食品、房屋、教育和醫療支出，喝咖啡、旅遊和消費高檔商品的需求，就將退居二線。當中産階層消費能力持續受到損害，勞動階層的儲蓄又貶值的環境下，恐怕擴大內需的政策不僅難以實行，社會矛盾也將日益尖銳，“和諧”很難自圓其説。

    從這個角度説，中産階層的焦慮正是中國的焦慮。如今，中國經濟站在一個尷尬而又危險的十字路口，理智的做法是不該坐等“戈多”到來，或許我們應該梳理這種焦慮，從産生這些焦慮的元素中，發掘出真正的應對之舉。

    （建行重慶市大渡口支行）

    （文中觀點為個人觀點，僅供參考，不構成指導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