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小雅

    1978年，剛剛高中剛畢業的鄭紅加入到了知青上山下鄉的大潮，來到了浙西衢州農村。她不僅僅想到農村，還想把戶口從溫州市區遷到農村，這引來了母親的強烈反對，後來因為手續問題被退回，這才作罷。不過在城市生活了17年的她，還是收拾好行囊，到衢州萬田公社蒲塘大隊插隊入戶。當時的衢州山區十分落後，一個村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機，出門完全靠步行，從衢州縣城到蒲塘大隊要走上兩個小時，在狹窄的山路中背著背包和同行的四個同伴亦步亦趨，讓這些從城市出來的年輕人對接下來的生活充滿了不安，也充滿了好奇。

    剛進村的時候，書記和隊長簡要地向鄭紅介紹了一下大隊概況，就引領她到寄住的“宿舍”——完全用泥土和稻草蓋的單人間，沒有水泥，沒有磚，更沒有瓦片。屋裏十分簡陋，連張桌子都沒有，對於像鄭紅這樣光有熱情的知識青年，十幾年的生活經驗基本沒了用處，一切都要像個孩子一樣從零做起。

    第二天，書記便帶著鄭紅來到一片滿是泥濘的地頭，指著漫漫一地的荒草説：“這就是你的自留地了。你吃的菜，油，都要靠你自己去種。”面對那樣一片荒地，從小沒幹過農活的鄭紅無所適從，舉著鋤頭都不知道要從哪開始開墾。第一頓飯，鄭紅是在老鄉家裏吃的稀玉米糊就著沒油的鹹菜，“難吃”是她所能想到的第一個形容詞。

    還好當地村民對知青都很熱情，手把手的教他們鋤草犁地，播種插苗。並告訴鄭紅，番薯是最容易種的作物。在村民的指導下，她往地裏插了幾排整齊的番薯苗，開始為自己的口糧努力。

    和鄭紅同去的四位知青裏，別人總是幹兩天活就回家去，而她一個月幹到底也不回家一趟。“人家都看傻了，一個女的怎麼能幹這麼長時間都不回家！”國家規定知青的的工分是每天6.5，當時10工分對應4毛8，鄭紅每天能掙3毛，可農村孩子每天只有3、4工分。和他們比起來，鄭紅體力不如人家，技術也不如人家，還拿比別人高的工分。因為不好意思，她就拼命幹活。幾個月後，迎來了自己第一次收成，心裏的自豪和滿足倒讓她對身處的貧苦環境不以為意了。

    “幹過農活，當過農民，才知道什麼叫苦。”三年的農村生活，讓鄭紅真正懂得了自立。

    1981年，鄭紅因為在插隊時的良好表現，被調回溫州市，分配到了再生橡膠廠工作。剛開始在車間三班倒，半年多後領導把她調到了正常坐班的化驗室，一年不到她又被提升為質檢科科長。8年間，鄭紅因為生孩子休息了1年。餘下的7年，這樣一份安逸的工作對於已經將重心轉移到孩子身上的她，就只是一份工作了。在記者請她描述一下這段生活的時候，她再也不像描述插隊生活時那樣因興奮而語速過快，甚至語塞了很久，才説出“算是平常”這幾個字。

    1989年，工廠倒閉。已經30歲的鄭紅再就業分配到建行所屬的諮詢公司。和銀行櫃員工作一樣，要打算盤記賬、接觸憑證、票據。“在工廠時什麼都學，就是沒學過會計”。對於鄭紅來説，又和下鄉時一樣，一切都要重新開始。“77年那一屆學生還在‘文革’尾聲，整天搞運動，算盤還是小學三年級時學的。當時讓我們去考成人高考，根本考不下來。”上班後，白天科長帶著做業務，晚上去電大學會計。基礎不好，鄭紅每天早上5點半就起床練算盤一直練到7點鐘再去上班，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拿到了會計證。

    1996年，鄭紅因為紮實的基本功和對業務的熟練，調到一家分理處做主任。接手時分理處的處境非常艱難。鄭紅不得不帶著自己的員工主動跑出去拉客戶。分理處附近是溫州一家大醫院，這樣“肥”的客戶是各家銀行爭奪的對象，強勢的醫院對於銀行服務非常挑剔。一個電話打來，她就要跑去取支票、拿款、記賬，一天往返于單位和醫院之間5、6次。鄭紅不但忍受住了這種挑剔，甚至做的比客戶期望的更好。醫院掛號窗口增多後，對於零幣的需求量猛增，隔一段時間鄭紅就專門去農貿市場及他行換一大袋子零幣，20斤的硬幣自己扛著給醫院收費窗口送去。醫院財務科長看見後非常感動，在職工還不接受用卡發工資的情況下，決定“情願被人罵”，也要把代發工資業務交給鄭紅的分理處來做。同樣強勢的人壽保險公司也是鄭紅用這種方式爭取下來的。那時客戶搞活動，一收保費經常收到淩晨12點，鄭紅依然堅持當天把款送回金庫。“現在想想挺後怕，那時拿回支票把錢放到摩托車後面就去給人家送。萬一摔跤了怎麼辦？”一次為了吸存正好遇週末，不能打本票，要去中信拿550萬現金。於是鄭紅叫著老公和妹夫拿了4個旅行袋用汽車把錢拉回來。這件事讓鄭紅的老公形容她“把皮剝了就剩下膽”。鄭紅的堅持讓保險公司把基本戶都挪到了她的分理處，之後的各種業務都開展的很順利。以至於行長換了好幾輪，鄭紅10年都沒有輪崗，因為“怕沒人能接手好她的客戶”。

    “會不會覺得這樣親歷親為的工作很累？”記者問道。

    “和農村的生活沒法比，現在的孩子不知道多幸福！”鄭紅爽朗的笑起來。

    記者的話：鄭紅不斷説自己已經五十多了，這把年紀還出去跑客戶估計要被人笑死了。而且接手鹿城支行營業部才4個月，她感到壓力很大。不過三年插隊生活讓她重新認識了自己，更重要的是讓她非常珍惜現在的工作和生活。單單憑這一點，也不會輕言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