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商品和人員的流動多麼合人心意，資本流動卻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不管你是否喜歡，金融就是全球化的。魔鬼已經逃出了瓶子。我們必須找出與之平安相處的辦法。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保羅·沃爾克認為一個國家一旦建立起發達的資本市場，就很難將外國投資者擋在門外。

    這次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們的認識又有所深化：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這是《建議》的基本邏輯。  ——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主要執筆人之一劉鶴如此解釋政策中“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含義。

    正如一位企業家所説，中國歷史上的主流文化是“兩暴文化”：一個叫暴君，一個叫暴民，輪流坐莊。在當下的中國，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新中等階層正在成長起來，主要是專業技術人員或稱白領工人組成。他們是一種保持社會穩定的力量，對現有的社會秩序基本上認可，雖然要求改良，並不希望從根本上推翻。社會基礎的這種變化，給了我們一種希望，使我們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貧富差距應該用政策和民間組織的工作來加以消減，不要極左極右。

    現代政府愈來愈難做，因為其責任從管理逐漸轉化為服務了。管理，是政府替人民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要求人民遵守照做；服務卻倒過來，是以人民的感受為基礎，來決定政府做得對不對、好不好。  ——台灣作家楊照認為從蘇花公路塌方事件公眾的反應折射出社會對政府責任理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