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
從小不愛看電影
話匣子topic · 于褚
前天大家在一起吃飯時談論各色影視明星和主持人，我全無置喙餘地。可憐我在電視螢幕上除了灰太狼和紅太狼外，其他演員幾乎一概對不上號；喜羊羊和懶羊羊若非同時出鏡，我也不大辨得清呢。
回憶起來，我最後一次進電影院是上個世紀看《鐵達尼號》，還是被太太綁架去的，因為都説那片子拍得美。記得“文革”時我還在小學，大家停課鬧革命，跑到城外去玩，看見投河自盡者被撈出來陳屍岸邊，我一連幾天睡不著覺。《鐵達尼號》也是展示溺亡者，且場面宏大人數眾多，卻惹得人們趨之若鶩。大約這就是所謂的量變質變，淹死一個人會讓人睡不著覺，批量淹死就産生美感了。
與其他的孩子不同，我從小就不愛去電影院看電影。至於原因説來有些難以啟齒：皆因上廁所時要磕磕絆絆的摸著一排膝蓋蹭出去再蹭回來。當然這只是原因之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大人們的責任了。家長是知識分子，要看合自己口味的電影，我跟著去了，那電影卻未必合我的口味。小時候隨大人去看《理查三世》，區區哪曉得什麼莎士比亞，只覺鏡頭中那瘸子用枕頭活活悶死小王子，恐怖無比。還有什麼《鬼魂西行》、《古堡幽靈》之類，原本都是喜劇，卻因為沾了“鬼”字，令幼小的我對電影竟然心懷恐懼，乃至從此對電影不大提得起興致，直到成年始終如是，發展到後來把電視劇也牽連進去。人送我一箱電視劇光碟，現在這些光碟連箱子成為了我家晾衣架的底座。慘痛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追求品位誠然是好事，但大可不必拉著旁人一起去追求，人的追求各異，一起去追求的後果也就難説。我很小的時候——大約還沒上小學，大人帶我去看一部南美的片子叫《大墻後面》（奇怪我竟能記住這片名），銀幕上出現接吻的鏡頭，不知觸動了我的哪根神經，當場大聲疾呼：“他們親嘴啦！”於是周圍的人且都不看電影，一起轉過頭來看我。現在想起來，我在那把年紀就知道了男女之大防並挺身衛道，還真有些深藍的味道，想必後來多食人間煙火便日漸平庸下去。還有一次看電影《李雙雙》，那天晚飯吃鹹了，坐在電影院裏只想找水喝，看到男主角孫喜旺拿個罐子搗蒜，愈發的口鼻生煙。幾十年後的今天，我看見搗蒜或搗藥的罐子就想找水喝。因此在這裡想提醒家長們，你的一廂情願未必能換取孩子的滿足與快樂，即使是帶他們去看電影，也要先了解他們晚飯是否吃鹹了。
電影和電視劇不看，我每天拿著遙控器，只是搜尋有關動物的電視節目，動物世界人與自然動物星球都是我要看的，最愛看的是國家地理。如果這些節目沒有，農業臺的科學養豬也可以。卡通片裏動物多，是我所愛，什麼貓和老鼠米老鼠和唐老鴨兔八哥，如今又有了喜羊羊和灰太狼。我曾看過《驚情四百年》的DVD，改編自B.斯托克那個著名的 Transylvania吸血鬼傳説，雖然已是成年，卻勾起了童年揮之不去的恐懼感，終於不能卒覽。倒是拍成卡通片後，主人公由德拉庫拉伯爵的諧音變成了鴨子，我便看得津津有味。其實我若在未成年，看了這種卡通片説不定也要做噩夢的。
看動物的節目還是能增長一些知識的，然而終究愧對品位。別人認識了那麼多明星，在下不過識得幾種畜牲，其品位之高下相差何止倍蓗。
現今電影電視劇小品相聲大有融合之勢，演員們也是一專多能，到了哪個舞臺上都是一般的忽悠，所以我還是有希望痛改前非的。想起明張岱那篇著名的散文《柳敬亭説書》，説南京柳麻子“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柳麻子的一張嘴十分了得，或者“忽悠”一詞，就是由他而來的吧？
對手連做夢也做不出來
體育漫談sport · 易芳
廣州亞運會從只有中國廣州一個城市申辦直接申辦成功，到中國拿下199枚金牌將會旗交給南韓仁川，波瀾不驚的圓滿結束，並迅速淡出人們的記憶。
縱觀整個廣州亞運會賽程，“沒勁”兩個字是聽到最多的聲音。足球，還沒開始中國國奧就被淘汰了；乒乓球，把把給對手“刷一禿兒”恨不能準決賽時就四雄會師；對手來的都是平時自費訓練修身養性的教師律師，咱們對陣卻毫不含糊都是自打學會吃飯就受訓練的專業種子。就這樣，要麼就不夠格，要麼就沒對手，要麼根本連塊同樣海拔的平臺都沒有。如此拿了幾百塊金牌還不許人説句“有失公平”，不然就屬於“侮辱為國爭光”，取締了你的記者證。
在這“沒勁”的賽程之中，反倒是一則時刻插播在全程賽事之間的奶製品廣告引起了記者更多的注意——“中國跳水夢之隊，我們的實力，對手連做夢，也做不出來！”帶著挑釁的語氣，帶著得意的神情，吳敏霞從
筆者對此産生了十二分的納悶兒和不解，一個跳水的動作，我們的對手為什麼連做夢也做不出來呢？咱們是怎麼知道的呢？這難不成是進了盜夢空間，咱花了大力氣在夢中用了幾十年給對手腦中植入了想法，那就是我做不出中國隊那麼完美的動作？恐怕咱們還沒有那個本事。有的，是對對手的輕蔑和不尊重——我們的動作和金牌，你們別做這個夢！——這才是這則廣告詞底下真正想要傳達的潛臺詞。
筆者覺得這則廣告比沒勁的賽程更沒勁，人家巴西小孩還不如茶几高時已經把足球踢得跟舞龍似的了，也沒見人家來叫中國國足自殺去呀。
奧運亞運這樣的大型運動會之所以可貴，是因為這樣的運動會是最有可能實現人類大同四海一家的夢想的地方。我們的國人現在不提夢想了，因為夢想過於遙不可及，索性拿來取笑。自己沒夢想也就算了，還不許競爭對手有夢想，讓人家“連這個夢也別做”，哪有這樣的道理。
已經被奧運會踢出局的棒球壘球比賽還是出現在了廣州亞運會上，中國棒球隊敗給日本隊最終位列第四。接受採訪時，一個一看就知道是90後的男孩用一口京片子説：“我們的表現我覺得還是挺滿意，成績不一定多好，但我感覺越來越靠譜了，至少好像開始能和對手站在同一個平臺上説話了。我挺高興的。”一襲話，要多真誠有多真誠。雖然已經再也沒可能奪得奧運獎牌，但咱這孩子，懂得什麼叫夢想。
像這樣讓人動容的場面，本屆亞運會上其實也有不少。劉翔自北京奧運會臨場退賽蟄伏兩年終於跑出13秒09奪金並打破亞運會紀錄，那時賽者與觀者的興奮與激情，都是最真實的爆發；被寄予厚望的張琳在本屆亞運會上幾乎無所斬獲，面對鏡頭時他也坦然：“我的成績很差，現在我很想家。”那時賽者與觀者的惋惜與不甘，也都是最真誠的人性。
金牌之可貴，在於其閃耀的正是人類的夢想之光，能超越的夢想正是人類所具備的無限可能。我們怎麼能殘忍到想連人家的夢想都扼殺。強大並不是錯，不過要套用一句蜘蛛俠的經典臺詞：力量越大，責任越大。對於咱們這個體育大國目前的各種作派，就是因為缺了責任，才與真正的體育強國仍有差距。
有朝一日國球乒乓被一腳踹出奧運會，那時，您的實力，對手就真的連做夢也做不出來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人家就連乒乓球長什麼樣都不知道了。你巴巴兒地想找個人來陪你玩兒？對不起，這個真沒有。
我的婆婆
城裏城外emotion · 章雲
我的婆婆是一個性格比較內向的人，平時除了與家人和親戚接觸外，基本不和外界接觸，其實婆婆原先的性格是很要強的，婆婆在35歲就守寡，帶大三個子女相當的不容易，而且為了讓自己的子女不受苦，就再也沒有為自己的事考慮過，當時為了能養家，她什麼苦都吃過，但她沒有被嚇倒過，坎坎坷坷地挺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如今兒女們都已成家立業了，但她的性格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許當時她是覺得自己好不容易把三個子女都拉扯大了，自己該歇歇了吧。
但婆婆不是一個木訥的人，她很聰明，雖沒有接受過更多教育，但她能從電視中了解國內外大事，平時除做好家務外還手工做做布鞋，家裏的過冬拖鞋和棉鞋都是他親手做的。她還挺有心思的，考慮到日後年紀越來越大，體力和眼力不行，趁現在還能做，做了好多的拖鞋和棉鞋備著，讓家人以後穿，而且還自己創意出各式各樣的鞋樣，親戚們來了都很羨慕婆婆的手藝，但她也很大方，只要是第一次來我家的客人，她都會送給他們每人一雙鞋；有時還打打毛衣，我兒子和老公的毛衣都是他親手編制的。她也是一個很熱情的人，除了給家人編制外，她還給經濟較困難的鄉鄰編制過毛衣和毛褲。因婆婆為人很真誠，所以每次回到鄉下，鄰里們都很尊重她。
從結婚到現在20個春秋，婆婆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正因為有了婆婆這些年來對我們無微不至的照顧，對我工作的全力支援，才有我今天在建行的成績。平時只要是我單位有事，婆婆總是默默承擔所有家務，從未因此與我有過任何的矛盾，相反她會要求我在單位好好工作，家裏一切都有她來弄。每天當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婆婆總已將可口的菜肴準備好，並端上熱氣騰騰的飯讓我享用。
今年因世博的召開，我們的工作很多、很忙，有時雙休日還要上班，幾乎每天都是早出晚歸，家裏已無法照顧到。雖然婆婆自己的身體狀況也不好，但她始終沒有怨言，一如既往地支援我的工作，把家裏的事都做得井井有條，讓我安心在單位工作。今年我兒子上高三了，需要家人更多的關心和照顧，但我因單位的工作較忙，難以更多關心兒子的生活，婆婆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如果在最後一年得不到家人更多關心的話，會影響到孩子的高考成績，可她也知道我工作很忙，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化在兒子的身上，如果在兒子身上多化精力的話，勢必會影響到我的工作，為了讓我少影響工作，婆婆主動提出在生活上她會照顧好孫子，只是要求我們多關心孩子的學習，此外其他的事都由她來照顧。這讓我非常地感激，其實婆婆年歲已高（今年已經76歲了），應該是我們多照顧她才是，但為了我們，她任勞任怨，她為這個家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此我感謝您——我的媽媽、我的好婆婆。（建行上海市松江支行）
與
聊書齋chatting · 韋泱
與楊絳先生雖緣慳一面，卻不乏書緣，實屬不期之喜。
記得，幾年前，上海女作家羅洪先生對我説：你喜歡書，可惜我書大都捐給家鄉圖書館了，家中尚存零星數冊，想送給孫兒看看。並囑我有空去一下，若有需要的，先檢了去。這樣，我在羅洪家不多的一些剩書中，取出了兩冊，即楊絳先生的散文集《幹校六記》，小説《倒影集》。令我欣喜的是，這兩冊均是題簽鈐章本，如《倒影集》上題：“朱雯學長、羅洪大姊儷正”，鈐“楊絳”朱文方章。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楊絳的贈書。
我知道，錢鍾書、楊絳夫婦與朱雯、羅洪夫婦是文壇摯友。他們之間的友情，可追溯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那時，朱雯與楊絳是蘇州東吳大學的同學。錢鍾書與朱雯亦是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同道，雙方曾有“得了翻譯稿費請客”的約定。朱雯翻譯雷馬克的《凱旋門》，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後，便邀錢先生夫婦來家作客小酌。羅洪親自下廚操瓢，令“好小吃”的錢鍾書大快朵頤。以至數日後，錢先生還在信中讚不絕口：“嫂夫人洗手作羹，餘甘尚在口也。嫂夫人文字既妙，烹飪亦兼清腴之美，真奇才也！”
建國後，兩家雖分居京滬，卻魚雁往來，常相交流。即使一九九四年十月朱雯病逝後，友情依然如故。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錢鍾書先生去世，羅洪專門撰寫了《紀念錢鍾書先生》一文，回顧説每次去京，聽錢鍾書“風趣的言談”，“四個人中間，數他談得最多，有時還站起身來，再加發揮。”寥寥數語，凸顯錢鍾書先生性格中活潑的一面，亦透徹表現出兩家融洽的情誼。
所以，我通過羅洪之手，得到楊絳先生的兩冊題鈐本，可謂意外的收穫，亦見證了一代文人親密無間的故實。這是我與楊絳先生的第一次書緣。
2005年4月，上海師範大學編印了該校已故教授朱雯先生的紀念集《佳著不從俗》。那天，我去拜訪羅洪，正巧他的兒子朱行健老師亦在。朱老師是北京航空學院教授，長相酷似其父朱雯。朱老師談到，他過幾日就要回北京，打算去楊絳家一次，送一冊《佳著不從俗》，此書收有錢鍾書致朱雯信六封，楊絳致朱雯信兩封。我聽後，覺得是一個請楊絳簽名的好機會，就托朱老師帶去《將飲茶》，朱老師亦無把握，説試試看吧，楊絳一般不輕易簽名。因為他曾在母親羅洪寫楊絳的文章中見過“惜墨如金”的話。過了不多幾日，我果然收到寄自北京的快件，楊絳的簽名赫然在目，令我心花怒放：“韋泱先生存覽 楊絳”。朱老師還附有短箋，大意是跟楊説，我是羅洪的忘年交，幫他母親做了不少事情。楊一邊簽名一邊説，那就看在您母親的份上吧。朱老師還寫道：“此書很有紀念意義”。由此，我深感簽名的來之不易，簽名本的珍貴。亦深感自己的唐突，不該去打擾楊絳老人。無論如何，這是楊絳給我的簽名本，亦算是我與楊絳的又一次書緣。
一直到今年初，偶然聽滬上書友談起，他將楊絳的舊照寄她簽名，如願以償。這讓我頗有幾分羨慕，也有所心動。看來楊絳喜歡懷舊。齋藏幾冊楊絳的舊著，不妨試試寄她簽名。説幹就幹，四冊書就寄出了。接著是難熬的等待。然而，等來的不是書，而是一封短札，楊絳説：“您要簽名的那包書裏，有一本《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我手邊也沒有，此書已絕版，所以我想再要一本。我想和您來個交換，可在下列書中，任擇幾本：《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斐多》《聽楊絳談往事》，或由您點名要什麼。您如不願，決不勉強，我還是會為您簽名的。等著您的回音。楊絳敬上”。
我理解老人的心情，立即寄出回信，説“《英國散文作品》請您留用，不必交換的。這是您的譯作，存您處是它最好的歸宿。其他您的書我就不多要了”。我清楚，《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是“英國文化叢書”之一種，由英國人約翰·黑瓦德著，楊絳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八年九月初版。時過六十多年，此書品相甚好。我藏有全套叢書，另兩種是張駿祥譯《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電影》，全增嘏譯《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小説》，三冊書抽去一冊，除了譯者楊絳，我還真有點捨不得呢！這叫割愛相讓。就如同我以往贈舊著給綠原、楊苡、曾敏之、黃宗江一樣。這是我踐行自己的一個想法：書再珍貴，應讓最需要的人擁有。不久，楊絳寄回了另三冊舊著，即五十年代初平明版的譯著《小癩子》，七十年代末的散文《春泥集》，八十年代中期的散文集《回憶兩篇》，扉頁一律是“韋泱同志存覽”，加簽名、日期、鈐章。楊絳還應我所邀，為我未來的書題寫書名《紙墨壽于金石》。看來，以真心換真心，楊絳並非一概“惜墨如金”。我贈書一冊，先後卻獲得楊絳在多冊書上的慷慨簽名。這是無價的書緣，亦是書林之佳話。
近年我雖有多次赴京公幹的機會，卻未存去三里河拜訪楊絳的念想。有人説，對老人最好的尊敬與愛護，是不去干擾她。斯言是也。故以此小文，謹向楊絳先生致以百歲期頤之賀。
高速公路貫穿的大樓·卡拉揚·斯特勞斯……
小小説story · 俞天白
每當從媒體或者現實生活中看到強行拆遷，或者珍貴的歷史遺址讓位給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築的時候，我總會想到在日本大阪的一次獨特經歷：乘坐汽車，沿著高速路，從一幢16層大樓攔腰穿過。這條高速公路，就是大阪北區的阪神高速公路11號池田線，這幢大樓叫Gate Tower Building，屬辦公大樓。曾經是出了名的釘子戶。1983年，土地所有者打算在這裡建大樓，可是城市規劃已經確定高速公路將從這兒經過，沒有批准。地主不服，5年交涉達成協定，讓高速路從大樓穿過，形成奇觀。高速路租用大樓的5-7樓，而不是徵用。為了解決法律障礙，日本還特地在1989年修改了一系列法律，制定了建築可以與道路一體的“立體道路制度”，讓高速道路可以合法貫穿大樓。Gate Tower Building也就成了日本第一棟利用“立體道路制度”建設的大樓。
這是典型的大腿扭不過胳膊！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夫婦應邀訪日時，主人打破了原來的行程，特地陪我們到大阪走了一趟，並體驗了穿樓而過的感覺。
其實，在文明的國度，這種大腿扭不過胳膊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只是融化在生活中成了生活的常態罷了。比如世界音樂之都維也納，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海頓、斯特勞斯……群星燦爛，他們吸引著各個時代的音樂名家，使維也納成為了音樂聖地。按我們做法，政府一定希望普通民眾給他們讓路，建起一座座顯示輝煌的紀念館。可是維也納政府卻把這些樂聖、名家，置於普通民眾平等的地位，甚至安置在人行道上，讓人踩踏！這是我到維也納的第一印象。那是到環道大街去，尋找舉行新年音樂會的金色大廳的時候，卻突然與卡拉揚遭遇了！原來，這兒有個卡拉揚中心。我的腳，踩到了卡拉揚！這是一個平米大小的五角星，奶黃色的水泥鋪成，深色的雙線勾勒，上伸的那一隻角中鏤出一個圓孔，下端是黑色印刷體的文字，標明當中的簽名者的姓名，以及他在這個城市參與音樂活動的時間和內容。這不打緊，展眼一看，人行道上一隻又一隻五角星，統一規格的，其中標示的，不是巴赫就是斯特勞斯！除了人行道，在別的不顯眼之處，也會隨時碰到音樂家的遺跡。比如走出維也納音樂廳，穿過貝多芬廣場，那幢多層赭色大樓就是“維也納第一書院中學”，在門旁用一小塊牌子標明：舒伯特于1808到1813年，在這裡度過了中學時代！……
這不是個別的。維也納市民以原汁原味地保存這些音樂家舊居，作為一種責任，一種自豪和欣慰。舒伯特的誕生地，是一幢兩層樓具有農家風味的庭院，屋檐下的實木走廊，壁上古樸的罩燈，院子裏井臺上全套的汲水設備……縱然被改為舒伯特博物館，但仍與居民生活住家無異。大教堂小巷5號莫扎特故居，只是在門邊挂了一小塊標誌性的牌子，增加了一個名詞——“費加羅屋”，因其創作《費加羅的婚禮》也。在普拉特爾大街54號的約翰·斯特勞斯的故居，更顯出普通市民住家的“低調”了。“低調”得要找到她也真不易。這是一幢灰色的四層水泥建築，斯特勞斯的故居在二樓樓梯口，1867年，斯特勞斯在這裡創作了《藍色多瑙河》，這個被稱為奧地利“真正的國歌”或者奧地利人“心中的國歌”的誕生地，卻只是在門邊懸挂著一塊小牌子，上面，用黑白剪紙形式，勾勒出一名身著燕尾服的演奏家剛剛奏完一曲的剪影，註明這兒就是《藍色多瑙河》生命的發祥地，只給了一個“華爾茲－藍色多瑙河之屋”的名稱！……
這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聽眾的音樂巨人，卻用這樣一副對民眾的敬畏之狀，悄悄地“隱居”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向人宣示：他們之偉“大”，怎麼也沒有人民大眾偉“大”，這與阪神高速路攔腰穿樓而過的精神，是一致的。這才是社會文明的真正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