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夢初醒般意識到，匯率可以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服務於本國利益——遏制進口，並推動出口。美國表示，其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利率、而非匯率來促進投資。而新興國家則宣稱，其干預行為是為了累積儲備，而非保護自己免受資本市場動蕩之累。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形容當今“以鄰為壑”的匯率戰。

    網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我們希望中國人從此站起來，這個“此”字，既包括空間，也包括時間，包括我們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也包括我們所棲身的現在，即所有人都應該從現在開始，從這片土地上站起來。我們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讓每個人都活得有尊嚴，讓社會不為權力下跪，只為權利昂揚。  ——《南風窗》駐歐洲記者熊培雲這樣看待樂清事件的處理進程。

    早在1990年代，中國政府允許轎車進入私人家庭時，專家與學者們擔心的不是交通擁堵問題，而是私人擁有轎車是否會影響政府領導的形象問題——如果普通消費者購買了和政府領導一樣，甚至是比政府領導更高檔的汽車，是否會破壞領導在人民大眾心目中的形象。當私人被允許擁有汽車後，決策者渴望的是：中國能夠成為世界第一汽車生産國，並帶來更多的稅收。 ——在北京出臺“搖號限購車牌”的通知後，《21世紀經濟報道》汽車研究部主任付輝發表評論。

    日本人自己經常使用非GDP的福祉衡量標準，如日本的安全、整潔、世界級的烹飪以及社會壓力大小。他們克服了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全盤西化的衝動。在保留自身文化和生活節奏方面，日本比其他任何非西方發達國家都做得更好——這正是中國人需要學習的。  ——亞洲問題專家帕特裏克·史密斯認為在所謂日本失落的十年中，如果一個國家的要務是保證公民的就業、安全、經濟安逸、壽命更長，那麼日本並不全然是亂成一鍋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