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杉

    1月19日，人民幣匯率達到1美元兌6.5885元人民幣，這是人民幣匯率連續第六天創2005年匯改以來新高。就在這一天，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開始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

    熟悉政治的人或許認為，這是中國在國家元首訪美前有意加快人民幣升值速度，以讓中美兩國領導人能在更為融洽的氣氛中討論雙邊經貿關係。依此邏輯，人民幣在此後時間或重回震蕩走高形態。

    在我看來，人民幣匯率連續走高，不無中國對美示好本意，但這也同時透露出，中國已經重新認識匯率問題，並在可控範圍內，適度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

    長期以來，有關人民幣升值的爭論一直未斷。

    陰謀論者認為，美國強迫人民幣升值，實際是抑制中國崛起，並讓中國重蹈日本覆轍。其根據就是“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日本經歷了“失去的十年”。不過實際情況是，簽訂“廣場協議”的不止日本一個國家，同為出口國的聯邦德國在德國馬克升值後並沒有出現日本式的悲劇。可見，是自身的經濟環境和宏觀政策催生了資産泡沫，而非本幣升值必然導致日式結果。

    産業界認為，人民幣快速升值會導致中國出口下降，影響到中國就業和增長。這話有一定道理。由於中國經濟長期依靠出口拉動，一旦出口下降，勢必影響經濟增長。不過“重商主義”並沒有看到這樣一個問題，奇跡就意味著非正常，經濟增長速度不正常，則意味著提供這種非正常增長的經濟制度環境也是非正常的。實際情況是，中國為了刺激出口，扭曲了要素定價機制，包括匯率、利率、工資等要素價格都受到抑制。要素價格扭曲的結果是，在促進出口同時，也造成貿易條件惡化、資源和能源過度消耗、勞動力價值低估、社會財富分配失衡、貨幣存量大幅增長等深層次問題。如果這樣看，因人民幣升值而導致的出口産能過剩，其實是對過度增長的糾錯。

    匯率政策既是貿易政策，也是金融政策。合理的匯率水準可以促進貿易，但失衡的貿易收支卻可能給宏觀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獲得了廣闊的外需市場，這促進了中國出口，並因此帶動了經濟增長。不過，當出口部門要求匯率等要素定價機制偏向鼓勵出口時，這加大了中國持續獲得貿易順差的能力。不難發現，中國出口高速增長的十年，也是貨幣存量迅速增長的十年。由於房地産市場吸收了過量流動性，這客觀上減輕了實體經濟價格上漲壓力。但隨著流動性不斷擴張，以及在政策打壓下房地産需求受到抑制，過多的貨幣存量最終要在價格總水準上體現出來。

    可以説，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壓力主要原因在於貨幣增發。增發來源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長期順差導致的外匯佔款而促成的基礎貨幣增發，另一部分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超量發行的貨幣。

    因此，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有效管理通脹預期，中國必須緊縮貨幣。從長期看，為抑制基礎貨幣持續增發，避免貨幣供給處於長期快速增長的局面，必須儘快對本幣進行重估。因此，加快人民幣升值，是減少貿易順差，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必然路徑選擇。

    國際經濟學認為，一國出現國際收支不平衡現象，就需要儘快調整匯率，避免因長期順差導致國內經濟出現通貨膨脹。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去年12月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環比繼續升高，表明通脹壓力難以緩解。在這種情況下，適度加快人民幣升值速度，就是應對通貨膨脹的有效方法。其一，升值可以減少貿易順差，進而減少基礎貨幣增發；其二，升值可以降低進口大宗商品價格，減輕輸入型通脹壓力；其三，升值可以抑制出口産能增加，推動國內經濟轉型。

    由於人民幣均衡匯率難以計算，那麼人民幣實際升值幅度也無法確定。由於中國已經出現通貨膨脹，其客觀上會對衝一部分名義匯率升值要求。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的變動幅度，由兩種貨幣的通貨膨脹率之差決定。在美元通脹率較低，人民幣通脹率較高情況下，人民幣名義升值幅度將低於通脹發生前的評估水準。

    當然，如果人民幣升值到位，中國資産泡沫也將破滅，這需要決策者和投資者有所警覺。（作者為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經濟學博士）

    （文中觀點為個人觀點，僅供參考，不構成指導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