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五年間，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經歷了一次涅槃。如果將改革的基本邏輯簡單總結為兩條，一是上市促改革，二是IT技術革新促進銀行管理的飛躍，那麼在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均已完成上市，銀行IT系統也已基本完善之際，下一步銀行改革的動力何在？

對此，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回答説：應靠市場內部推動力，以及來自股東的硬約束。

9月30日，郭樹清接受本刊記者專訪，與半年前的專訪更多著眼宏觀經濟全局不同，此次側重於闡述銀行的資産品質、公司治理、收入結構等微觀機制在宏觀環境中的收與放，而落點則是金融改革的得與失。

建行近幾年來的戰略調整、結構轉型和宏觀預判，源於建行股改的先行先試。2005年準備上市時，郭樹清在建行推動“以客戶為中心”的業務轉型，2009年初在金融危機肆虐之初率先推動貸款出籠，又在其他銀行一擁而上之時降低了貸款增速，甚至甘願放棄市場份額。目前，建行的撥備覆蓋率205%，為四大行中最高。

“去年貸款增長即使是四大行也迥異。這説明銀行間的經營戰略開始顯現出差異化和個性化，這是一個很大的體制進步。”郭樹清説。

不求市場份額

在採訪前夕，9月29日晚，房地産調控的“第二隻靴子”剛剛落下，央行及銀監會公佈了新的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持續低迷的銀行股估值再受打壓。

在人們的印象中，建行是最大的按揭貸款銀行，一直也以包括房地産開發的基本建設貸款為特色。不過，這已是老皇曆了。“我們已經不是最大的個人按揭貸款銀行。”郭樹清表示，2008年前建行仍將市場份額作為一個重要考核指標，去年予以取消，“我們的分行在當地的貸款份額是第二或第三沒有關係，甚至是第四、第五也行。”他説，“要鼓勵分支行去做低風險和相對高收益的産品。”

建行中報顯示，上半年房地産開發貸款新增為五年來最低，前十大單一借款人中沒有一家是房地産企業。郭樹清稱，建行兩三年以前還有6000多家房地産開發企業客戶，現在只有3000多家，減了一半。

談及對當前房地産行業的基本判斷，郭樹清認為，從總量上講，居民貸款餘額十多萬億元，其中房貸是五六萬億元，佔GDP的比重約16%，相對於美國約90%、歐洲約40%的同類佔比，“風險有限”，郭樹清認為，從銀行角度，“關鍵是防範假個貸。只要做到這一點，百分之八九十的房貸風險就控制住了。”他強調信貸風險控制應關注關鍵環節，不贊成對貸款的每個環節無休止地嚴格審批和限制，“那會無效率可言。”

郭樹清1998年在貴州擔任副省長期間主持推出過頗有特色的住房改革，他一直密切觀察房地産市場變遷。

郭樹清認為，除了總量寬鬆的原因，中國房地産的結構性失衡也是導致房價過快上漲的重要原因。房地産業務高度集中在幾大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房價上漲過快，從而導致全國房價水準攀升。

郭樹清認為，結構性問題有長期性，需要在城市佈局、區域規劃上調整。比如大企業、大機構都集中在少數城市，而美國500強企業、名牌大學等很多設立在中小城市。針對應走星星點點的小城鎮模式還是建立整體綜合規劃的大城市帶的路徑之爭，郭樹清表示，應因地制宜選擇發展模式，國家有許多政策手段可以使用，同時對市場力量要因勢利導而不是硬擰。

郭樹清稱，建行也是支援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建設力度最大的銀行，另外建行持股75％的中德住房儲蓄銀行，目前貸款餘額70多億元，主要支援保障房的建設。他稱這些都是商業貸款，“橋歸橋，路歸路，不可能由商業銀行給財政補貼。”

今年8月，郭樹清在半年報發佈會上透露建行正在申請成立村鎮銀行控股公司，近期計劃是成立100家村鎮銀行。對此，外界疑惑不已，因為即使每家1000萬元的資本，每年20%的凈資本收益，總計也就幾億元利潤，此舉對年利潤超過千億元的建行意義何在？郭樹清認為這事關建行的戰略，稱這個市場潛力巨大，被嚴重低估，“實現了工業化的鄉鎮可能比落後地區的一些地市的金融資源還要豐富。”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培養人才和隊伍，必須從小的市場做起。在村鎮銀行的架構下，公司治理、激勵機制等方面可以進行獨立探索。”郭樹清説。

銀行改革攻堅

農行今年7月上市後，國有銀行改革告一段落，但外界疑慮仍存。“你問銀行股估值為何這麼低迷？我也感到困惑不解呀。”郭樹清説。他認為銀行改革“成就巨大，現代銀行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他也表示，“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郭樹清認為，“國有商業銀行原來最大問題是官商作風，這次改革之後，提供服務的能力有了根本性改善。”他引用數據稱，到去年年底，建行配備大堂經理近1.5萬人，理財師4萬人，ATM機過去五年增加了近4倍，還有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等，發展速度幾乎與國外同步。現金交易和賬戶查詢絕大部分已經轉移到電子銀行和自助服務渠道。商業銀行為客戶提供資産管理服務從無到有，現在大型銀行網點銷售産品2000多個，每年新增加200多個，“數量上已經超過了歐美銀行。”郭樹清説，建行過去五年中間業務收入佔比從7%左右到現在的22%，平均增速是50%，“不可能更快了。”

中國銀行業的勞動生産率正在迅速接近歐美同業的水準，利潤更是領先於他們。談及此，郭樹清也不忘提醒，利潤有此顛覆性變化是因英美銀行受金融危機衝擊較大所致。

商業銀行在風險控制方面亦和以往有了巨變。“不良率持續下降，撥備覆蓋率持續提高，建行都提到200%以上了，這意味著，相對於不良貸款，撥備是兩倍多。”郭樹清説，經營狀況也有了實質性的改善，“建行去年實現凈利潤1000多億元，連續五年平均ROE都在21%左右。”

“財政原來覺得銀行挺可怕，後來覺得銀行很有潛力。”郭樹清説，建行今年的稅費將超過600多億元，佔到國家8萬億元財政收入的0.8%左右。建行5年來上繳的稅收、分紅及國有股權增值等，已經遠遠超過了股改前後國家的投入。

“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是黨中央國務院這五年多來最重要的改革舉措之一，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功。如果不是進行這麼徹底、系統的改革，商業銀行不會有現在這麼好的局面，我們在應對金融危機時就會遇到更多的困難。”郭樹清説。

下一步動力

郭樹清表示，下一步改革動力首先來自市場的推動。他認為，中國的銀行業並非壟斷行業，而是高度競爭。目前銀行還沒有完全做到以客戶為中心，在專業化、精細化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是中資銀行和歐美銀行的差距所在。”

郭樹清認為，外資銀行在金融市場的定價能力很強，能隨時雙向報價，精耕細作，利用市場的波動賺取看似微薄的利潤，這要求有很強的風險把握和市場分析能力。“因為專業專注，他們能賺這些錢；我們現在還做不到。”他説。

郭樹清亦指出，中資銀行的研究力量較弱，對外部評級較為依賴，特別是國際業務。而外資銀行對國別風險、地區風險、行業風險等的研究能力非常強。在中資銀行，研究部門、分析人員仍被看成是不那麼重要的角色。

四大行中，惟有建行一家引入外資商業銀行為戰略投資者，堅持全面合作至今。“建行的客戶可以在網上自己設計電話銀行的功能表，這就是向美國銀行學習的。”郭樹清舉例説，建行的網點在美國銀行戰略合作下進行了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現金交易核算為主向銷售服務為主的轉變；第二次，主要是在滿足大眾客戶金融服務需求的同時，著力提升面向中高端客戶的理財服務能力。

不乏意見認為，中國銀行業的豐厚利潤一受益於中國高速成長的經濟，二來自政策給予的高息差環境，而未來必然到來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將終結這一時代。目前建行的息差在國內大型銀行中最高，達2.4%，全行業平均水準也在2.2％-2.3%。

郭樹清對此認為，息差大小的影響因素很多，國際上也有不少國家的息差水準比中國還要高。發達國家實際借款利率並不低，只不過轉化成收費了，例如信用卡。中國金融服務目前仍然供應不足。無論是從金融業就業的份額，還是創造的附加值來看，銀行業和其他行業相比都不太發達。而通貨膨脹的因素也會推高銀行的利潤。“從銀行自身感受來説，利差是逐年下降的。但在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下，中國銀行業利差仍存在一定空間。”

針對國有銀行內部仍有行政級別的“傳統”，郭樹清承認，“我們內部由於歷史原因，還有一些行政化、官僚化的問題”。“有意無意、或多或少這種觀念還仍然存在，分行行長覺得自己是正廳長，部門經理覺得自己是處長。”郭樹清説。“這需要銀行的人力資源管理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

“另外如何建立起和市場相容的激勵機制，避免激勵不足和過度激勵的風險，還是個有待探索的領域。”他認為。

制衡之道

談及下一步改革的動力，郭樹清強調，來自對股東回報的要求也是硬約束，“如果一家銀行凈資産收益率達到20%，另一家銀行只有17%或更低，股東的壓力馬上就會顯現。”

對比英美銀行高度分散化的股權架構，郭樹清認為國有上市銀行的狀況也有公司治理方面的優勢。

“即使從國際比較看，我們也比較規範。”郭樹清認為，中國國有上市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已經形成，股東對銀行的約束作用直接有效，比如建行除了考慮匯金的意見，美國銀行、淡馬錫、市場上的機構投資者等的聲音也要考慮，這些因素相互制衡。“在股東監督下，董事會執行戰略決策職責，不存在過去那種內部人控制的可能；管理層獨立經營，有職有責有權；監事會對董事會和管理層實施監督；員工也可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等各種形式參與管理。”郭樹清説，“黨委會依法活動，起到核心作用。”

針對國有股東難以長期成為“合格的出資人”的疑問，郭樹清表示，和原來單一的國有制相比，現在中央匯金投資公司（下稱匯金）持股約57%，另有近40%的股份由香港以及海外機構、企業和個人持有，A股不足4%，建行的股權結構已經有了極大的改善。

匯金過去幾年實行股東積極主義，做實出資人職責。但隨著原匯金總經理謝平去職，外界也擔心匯金的強硬作風會有所衰減。對此，郭樹清稱，總體來説，匯金的作用是正面、積極的，因為他們畢竟不像過去的政府主管機構那樣管銀行，而是按市場規則行事，派駐的董事也要符合公司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要求。他也並不諱言，管理層、專職董事、監事會間常常存在不同看法，“因為匯金考慮的是大股東的利益，拿到現金回報是最重要的”，而“銀行卻不能只考慮短期內賺錢、分紅，必須還要考慮客戶感受、社會接受程度、企業形象。比如，我們高度重視銀行的品牌價值，而股東可能就沒那麼在意。”

有觀點認為匯金在履行出資人職責時，只關注利潤最大化有不妥之處，關於重啟金融國資委的動議也一直傳聞不斷。對此，郭樹清表示有關問題還在研究之中，“即使建立這樣一個部門，也要考慮不能使股東職能倒退為行政化、官僚化管理。”他表示。

郭樹清認為，上市後，客戶、媒體、公眾監督已經成為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透明度顯著提高。我們披露資訊的及時性和充分性都明顯強于歐美同業。“有些情況可能過度透明瞭。”在金融危機中商業銀行披露了一些帶有商業交易性質的資訊，比如説持有多少雷曼的債券等，事後看是不妥的。“以後應當以此為鑒。”

他亦強調商業銀行內外已經建立了交叉的監督體系，如垂直的內部審計制度，在常規的外部審計外，監事會還有權力去聘請其他的外部審計。此外國家審計署平均每兩年來銀行進行一次全面審計，單項的審計則每年都有。“至少説明銀行在防範系統性風險和宏觀審慎方面有很多保障，在對外盲目投資方面不可能走得很遠，在經營高風險高回報業務方面不可能走得很遠，個人決策獨斷專行不可能走得很遠。”郭樹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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