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4歲的郭樹清曾在原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任職多年，以宏觀經濟和經濟體制比較研究見長，曾兩度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沿人物。2001年由貴州省副省長調任央行副行長兼國家外管局局長，2005年接任建行董事長。他近期的著作《直面兩種失衡》，深刻分析了美國和中國經濟體制中不同的結構問題。專訪中，他也對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通貨膨脹、人民幣匯率等熱點問題做出解讀。

財新－《新世紀》：目前國際金融監管新政策頻出，收緊監管、成立新的監管機構等，中國也在探討成立綜合金融監管部門的可能性，你怎麼看？

郭樹清：總體上來説，監管很重要，但僅僅強調監管是不夠的，好的金融體系不是監管出來的，機構內部的機制、市場結構體系才是最重要的。即使就監管而言，僅僅一味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也是不夠的。

美國不久前出臺的金融改革法案有2600多頁，很大程度上屬於官樣文章，並未涉及到許多要害問題。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讓每個金融參與者隨時準備承擔風險。風險可以分散但無法真正消除，這是一個基本法則。而過去以為，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可以把所有風險貼水降為零。另外使用市場手段來實現公共目的究竟有什麼限制？“兩房”怎麼辦？“所有權社會”還是不是“美國夢”的組成部分？最發達國家能不能放棄國際金融市場的主導地位？綜合競爭力最強的國家同時還要不要是最大的債務國？這些問題還遠遠沒有提上議程。

財新－《新世紀》：如何看待金融行業的定位與功能？

郭樹清：金融服務業在歐美國家是發展過度了。最優秀的人才都跑到華爾街，自我迴圈、自我服務、自我形成泡沫，本來應服務於實體經濟，但卻嚴重脫離了實體經濟。金融無非就是提供交易媒介和融資手段，為什麼要那麼複雜呢？2005年我們上市時，美國沒有一個行業能夠持續提供20%以上的收益率，怎麼可能做到所有的銀行和基金的ROE連續幾年全部都是20%？可以預計，發達國家的金融業今後必然會收縮。

財新－《新世紀》：近期通脹是否已經是一個現實的威脅？

郭樹清：我們對此高度關注。管理通脹預期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三大目標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歷史上，物價上漲和貨幣供應量增長是高度一致的，現在可能有些背離，但不可能是長期的。

從中國的歷史來看，負利率時間太長，終對宏觀經濟不利。另外，目前衡量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商品籃子還是以食品為主，但實際消費逐漸轉變為以服務為主，如住房、交通、教育、電信等。如果要按實際消費結構調整這個籃子，那麼物價上漲的情況就會很不同。

比如我上周去理髮，原來每次48元，同樣的店裝修了一次後已經漲到了68元。八年前只要10元錢。再如企業和居民買了房子後要用30年至50年轉化釋放這些成本，最終會轉移到生活費用上去，房價一漲就是百分之十幾，不在物價指數裏面反映顯然不可能。各國經濟統計都會遇到指標設計、權重調整的問題，修改要特別謹慎，需要與時俱進。

財新－《新世紀》：近期人民幣匯率問題再度成為焦點。你上次曾談到，美國並無根據將中國歸為匯率操縱國？

郭樹清：所謂匯率操縱，要害在於“獲得貿易上的有利地位”，中國在多次國際金融危機時期都實行匯率穩定政策，而其他國家的貨幣可能貶值很多，中國的出口價格承受了巨大壓力。所以固定匯率並不等於操縱匯率。美國人把這個問題簡單化、政治化了，認為和中國的競爭就是産品成本和價格競爭，其實早已今非昔比，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解決美國自身貿易逆差沒有多少幫助。

首先，即便人民幣大幅升值，美國工人的工資還是中國工人工資的5到6倍。其次，匯率升值對推升實際出口價格作用不大，因為中國出口産品大量依賴進口原材料、半成品，有的行業甚至是80%依賴進口。第三，中國的出口中一多半是由外商投資企業創造，還有很大比例是中資企業代加工的，這其中巨大的差價都是外資得到的好處，包括美國的公司和個人得到的好處。如果人民幣升值壓縮了這部分增加值空間，那對美國並無好處。

總之，美國與中國企業之間，國民經濟之間完全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沒有多少直接競爭。美國實際上面臨的問題是需要在更高層次上實現産業轉移和升級。

財新－《新世紀》：人民幣匯率爭議如火如荼，有何解決辦法？

郭樹清：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有好處，可解決國內經濟金融和國際貿易投資問題，包括建立新的貨幣金融體系。中國已是很多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大家需要規避風險，使用合適的貨幣進行結算是必然的。現在一些國家把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國際化，如果跨境貿易結算、支付使用人民幣，這個問題就不突出了。

中國M2龐大的基數加上對資本項目的必要控制，使得流出去的資金和回流資金都比較有限，所以出現那種小國家貨幣被綁架炒作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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