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美聯儲發佈聲明,維持利率在0至0.25%不變，重申在較長時間內保持超低利率,並以每月750億美元的規模在2011年第二季度前購買60 00億美元較長期國債。此舉標誌著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2)啟動。QE2將 給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運作帶來新的、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該如何妥善應對，確保經濟金融持續穩定發展，成為當前的焦點話題。就此話題，中國建設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兼首席風險官朱小黃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記者：在您看來，美國實施QE2將帶來怎樣的影響?是否會加劇全球流動性過剩，從而引發通脹?是否會促使發達國家的“熱錢”大範圍流向新興市場國家?

朱小黃：QE2的推出，對全球經濟金融危害很大。如果説QE1是應對金融危機不得已而為之，那麼QE2則是不負責任、“以鄰為壑”的做法。簡單地分析，QE2背後有多重目標：一是經濟目標。美國希望通過大量、持續地注入流動性，刺激經濟增長，避免陷入通縮，降低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同時以此壓低美元匯率，減輕債務負擔，促進出口增長。二是政治目標。QE2推出既迎合了美國國內的政治需要(如降低失業率等政治訴求)，同時還可間接達到遏制國際潛在經濟對手的意圖，將自身的部分損失轉嫁給他人。美國善於利用貨幣霸權，通過開動印鈔機從全世界攫取資源。過去如此，將來還是會如此。因此QE2推出後，不僅諸多新興經濟體國家感到憤慨，像德國等一些歐洲發達國家也公開表示不滿。

QE1的規模是1.7萬億美元，佔到全球GDP的3%左右；QE2規模是6000億美元，佔全球GDP的1%。後續是否還有QE3、QE4，目前尚不得而知。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歐洲、日本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也群起傚法，那麼就很可能引起全球流動性的空前氾濫。從目前的跡象看，這個可能性不是沒有。美元超發、流動性氾濫，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農産品等價格飆漲，導致出口國生産成本上升，輸入型通脹加劇；同時，由於資本的逐利性，鉅額超發的美元將流向經濟率先復蘇的新興市場國家，結果是可能抬高當地的資産價格，催生資産泡沫，導致整個經濟金融體系的風險積聚。

從美國自身情況看，QE2或許可以在短期內舒緩國內的矛盾，而且不用擔心通脹(美國更擔憂的是通縮)。但我認為從長遠來看，此舉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經濟存在的問題。金融危機之後，華爾街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吸取教訓。美國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經濟深層次的矛盾，而寄希望於通過持續注入流動性來刺激經濟增長、降低失業率，結果可能事與願違。

記者：在新一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帶來的全球流動性氾濫中，中國是首當其衝的新興經濟體之一。您認為中國是否將面臨通脹的威脅?

朱小黃：以前大家主要討論“通脹預期”。實際上對於中國來説，無論統計數 據如何，僅僅從不少城市出現的物品大幅漲價、老百姓競相儲存生活必需品的現象來看，我們已經不是要管理通脹預期，而是要直面實實在在的通脹威脅。

中國的通脹問題，源於多方面的因素，既有外部輸入性的，又有自身內源性的。一是輸入性通脹。主要是由於全球貨幣超發、美元貶值,導致資源品價格上漲、熱錢流入，而“雙順差”和外匯管制制度必然帶來大量基礎貨幣的被動投放。二是內源性通脹。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根源在於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缺陷。我認為，要多從內部找原因，內因是主要的，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例如，我們的高能耗、高資源消耗的傳統産業，導致很多資源品需要進口，像鐵礦石、原油等進口都佔到50 %以上。一旦外部資源品價格上漲，就可能引發輸入性通脹。可以説，經濟結構缺陷是通脹的癥結所在。

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國內銀行投放了鉅額信貸，這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流動性，另一方面，儘管快速投放對於“保增長”、遏制經濟急劇下滑發揮了重要作用，鉅額信貸投放也導致一些地方低水準重復建設死灰複燃，有很多是複製了舊的經濟結構、複製了舊的體制和增長模式、複製了本應淘汰的落後産能。經濟結構的問題如果不妥善解決，久而久之，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能將會逐漸衰竭，那麼我們未來面臨的可能不是單純的通脹，而是更難以治理的“滯脹”，這是大家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記者：基於國際國內當前的形勢，您認為應該如何有效地應對通脹的威脅?

朱小黃：治理通脹需要標本兼治，重在治本。我認為現階段需採取以下針對性措施。

一是主動、適度地降低經濟增速。要讓高速運作的經濟列車適度減速，以減速來換取控制通脹、調整經濟結構的時間和空間。首先，適度降低經濟增速有助於合理控制貨幣流通速度。要考察整個經濟體中貨幣流量，不僅僅看貨幣的供應量，還要看貨幣流通速度，貨幣流量是貨幣供應量和貨幣流通速度的乘積。通常情況下貨幣流通速度是“順週期”的，經濟高速增長則貨幣流通速度相對增大，從而導致貨幣流量增大，加劇通脹壓力。在此背景下，即便央行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快也可能産生抵消效應，影響貨幣政策效果的發揮。其次，主動降低經濟增速有助於經濟結構的調整。這就像高速運作的機動車，在轉彎之前必須要適當減速，降低慣性，否則風險很大。

二是著力調整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是治理通脹的基礎，更是確保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當前，需紮實抓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快推進産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淘汰落後産能，打造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産業結構。二是改變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格局，使消費真正成為增長的主動力。三是重視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虛擬經濟應服務於實體經濟。要避免流動性過多地滯留在虛擬經濟領域，盡可能將其引導向實體經濟領域。實際上，像小企業、“三農”、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長期受制于資金的瓶頸，如果能夠通過政策加以合理引導，不僅有助於消化“過剩”的流動性，而且能夠激發出巨大的經濟增長潛能。

三是矯正城鎮化的誤區。要避免“大躍進”式的城鎮化，特別是要避免城鎮化異化為個別地方政府官員謀求GDP高速增長、廉價獲取農民土地的手段。一方面，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土地及相關資源從農村無序轉移到城鎮，導致農村“空心化”現象加劇，影響到糧食、肉蛋、蔬菜等農産品的生産，對物價穩定帶來潛在威脅；另一方面，由於城鎮基礎設施的配套跟不上快速的城鎮化步伐(我國城鎮化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將有2000萬農民進城)，往往導致住房、交通、水、電、熱、氣等供求失衡，進而推高房價和物價。因此，矯正城鎮化的誤區，統籌好城鎮化的進程，提高城鎮化的品質，既是科學發展的要求，也是治理通脹的關鍵。

四是增加人民收入，提高通脹承受力。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伴隨一定的通脹並不奇怪。僅僅要求人民在心理上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是不夠的。通脹的實質是一個財富重新分配的過程，從社會公義的角度看，必須避免“馬太效應”。因此，提高通脹承受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幅增加廣大老百姓(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使他們能夠充分享受到經濟增長的紅利。通過“富民”和“強國”並舉，化解民生領域長期積澱的矛盾和問題，目前是個很好的時機，既有利於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也有利於提高全民對通脹的承受力。

五是合理調整財政政策。近年來，財政收入增速遠超GDP增速，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呈現出財富向政府集中的趨勢；同時分稅制的安排又造成財政收入相對集中在中央，地方財政捉襟見肘。這種不合理的格局需要予以矯正。一是要實施積極的“藏富於民”財政稅收政策。逐步加大減免稅的範圍和力度，降低居民和企業(特別是廣泛吸納就業的中小企業)的稅負。二是要適時重檢和改革分稅制，從體制上改變地方財政積弱狀況。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現象越來越嚴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房地産價格的上漲。此外還有大家關注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問題，實際上癥結也在於地方財力不足。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儘快啟動新一輪分稅制改革，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重新算賬、合理分成，做大做強地方的支柱財源，惟此才能從根子上解決上述問題。

六是優化外匯儲備管理。隨著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外匯佔款帶來基礎貨幣大量投放是滋生通脹的重大隱患。在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格局下，這個問題將更趨尖銳。因此，優化外匯儲備管理是當務之急。一是要進一步改革結售匯制度，鼓勵“藏匯於民”。二是優化外匯儲備的結構。我國的外匯儲備過度集中于美元資産，而且美元資産又過度集中于金融“虛擬資産”。這樣的資産配置在美元超發、全球流動性氾濫的背景下，風險將進一步凸顯，如果我們能夠將一部分美元虛擬資産轉為資源儲備(如能源、礦産等)、戰略物資儲備等，進口我國急需的機器裝備、核心技術等，那麼不僅能夠有效降低外儲的風險，而且有助於緩釋資源品等價格上漲帶來的輸入性通脹。

記者：全球流動性過剩，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給中國企業和中國商業銀行“走出去”帶來了什麼樣的機會和挑戰?在“走出去”過程中要關注哪些風險?

朱小黃：客觀地講，目前人民幣的確面臨著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壓力。但這對於有志於“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和商業銀行來説，卻是一個不錯的時間窗。我認為從國家政策導向來看，需要鼓勵有能力、有準備的國內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適度放寬投資的限制，拓寬直接投資的渠道、簡化審批的程式。理性、有序地推進“走出去”戰略，無論對於企業還是國家都大有裨益。

但是，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避免“買便宜貨”或者“抄底”的心態。這方面有不少前車之鑒。

因此，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要保持冷靜和理性。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必須“走出去”，加快國際化進程。但是，我們的海外投資和並購，必須基於自身的發展戰略目標，服務於我國經濟金融的實際發展需要，著眼于完善我們的産業鏈佈局，獲取發展所急需的資源、核心技術等。這是基本的指導原則。在風險管控方面，除了要考慮具體業務的風險，還要關注海外市場環境、法律環境、人文環境、宗教信仰等方面差異帶來的風險。特別是要高度重視對國家風險的研究，密切跟蹤東道國的法律和政策動向、市場波動、利率和匯率變化等，增強風險識別和響應能力。總之，只有具備管控風險的能力，才能把握住“走出去”的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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