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救急易 革新難──專訪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朱小黃
溫州、鄂爾多斯等地民間借貸危局的上演,將許多高利貸者和中小企業逼入絕境,亦令混沌中的中小企業融資困局曙光乍現──決策層緊急拋出一系列金融、財稅政策解救困局。 這些解救重災區危機的應急之舉,能否為相關領域深層改革投石問路？ “不能只是簡單地輸血、救火,更應進行制度層面以及戰略上的考量。”10月12日,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朱小黃接受《財經》(部落格,微網志)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小企業信貸業務已成為商業銀行戰略轉型的要點,關乎中國金融業體系的變革。 銀行沉疴與監管疏漏 《財經》:針對溫州等地民間高利貸資金鏈斷裂所引發的危機,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解決措施,能否以此為契機推進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解決？ 朱小黃:我認為,當前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著眼于救火,還缺乏制度層面以及戰略上的考量。 救火很容易,無非是貨幣輸出,政府可以要求各家銀行分別拿多少投入,把有關債務該展期的展期,訴訟可以暫緩。但這不解決根本問題。 《財經》:這些地方的根本問題出在哪？ 朱小黃:“溫州現象”的産生,一方面是銀行體系的問題,小企業從銀行正規渠道不太容易拿到錢,即便拿到了,也價格不菲。另一方面,則在於金融秩序監管上的疏漏。 為此,首先需要對現行銀行體系進行反思。傳統意識上,我們一直強調國有經濟的命脈作用,這導致了一個誤區,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向國有企業傾斜。於是國有壟斷企業資金源源不斷,而經濟一旦出現問題,小企業就率先顫動。 銀行體系要進行改革,在保持政府一定話語權的基礎上,將資本最大程度分散化、市場化,實現社會資源配置的合理。 其次,當前銀行體系的業務領域、産品嚴重趨同,趨同的背後是趨利,趨利的背後是去責。因為體制上的安排,小企業進入不了主流融資渠道。所以在框架上要改,要允許銀行有不同的風險偏好,不同的經營模型,不同的嬴利模式。 從銀行本身來講,調整要從資本結構進行,組織結構、治理結構也必須真正市場化。這些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就會永遠存在。 此次危機發生在溫州,也暴露出金融秩序監管上的漏洞以及當地金融環境存在的種種問題。 溫州的民間融資由來已久,且為地方政府津津樂道。在溫州當地,政府公告保護基準利率4倍以內即年化25％的利率。 這顯然就是泡沫,因為目前許多行業的投資根本達不到25％的利潤率。這次危機是金融風險長期在民間融資中積累的大爆發,只不過時機是在貨幣政策緊縮的情況下。 指責一個具體交易是沒有道理的。市場環境下,個體的圖利都有其合理性,只要不違法,就應當容忍。而普通高利貸交易的投資者並不違法,他買的是一個合約,但是當這個合約到了1萬個的時候,監管部門應該對風險敞口有所察覺。 可惜,當地政府部門失去了對宏觀形勢的把握及調控的市場手段。 《財經》:應該從何處著手化解溫州等地的金融危機？ 朱小黃:不能用輸血的簡單方式來救,而應著手調整溫州等地的經濟結構,借機給所有中小企業模式樹立一個範本。當地政府應當按照結構調整的需求,該淘汰的企業堅決淘汰,如果企業本身有市場,就通過銀行或者其他貸款公司以市場化的模式重新評估。 政府應推行減稅補貼,但要制定相應的約束條件,對高耗能、高污染、産能落後的企業不必姑息。 此外,現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很大,這也正是調整經濟和産業結構的好時機。 目前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度達48％以上,而這近一半左右的出口依賴度又通過強制結匯,引致基礎貨幣增發了20萬億至30萬億元。這導致一個奇怪現象:人民幣對外升值,而對內貶值,即外升內貶。 所以,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不要刻意去援助應當淘汰的小企業。淘汰掉一批出口型的企業,對於中國經濟並無大礙。 《財經》:有一些人認為,溫州等地民間高利貸崩盤很大程度源於上一輪寬鬆貨幣政策與當前貨幣緊縮的調控變奏,你怎麼看？ 朱小黃:溫州等地的危機不是貨幣政策問題。貨幣政策緊縮是伴隨通脹升高而必然出現的正常現象,一個企業的經營和防範應當像普通百姓那樣,晴帶雨傘飽帶餓糧,像銀行計提撥備一樣,保持健康的負債水準和抗風險能力。 所以,健康的企業應當扛得住經濟的波動,如果扛不住,恐怕還是企業不夠健康。 銀行業轉型挑戰 《財經》:監管層已明確表示要提高對中小企業信貸資産的不良率容忍度。從銀行實際業務出發,這種容忍度能提高到多少？ 朱小黃:要説一個具體的數比較困難,那需要仔細計算。 從經驗上講,中國銀行業資産品質最差的時候,平均不良率曾超過20%,2000年前後,全行業不良率還有17％。在一家大銀行的框架體系裏,如果其他的業務品質非常好,某些戰略業務的容忍度可高一點。 小企業信貸週期短,不能比照大中型企業一做好幾年。正因為週期短,資金流轉速度快,相應的嬴利機會比一般長期貸款好,收益也會高一點,在收益覆蓋風險的計算前提下,我認為現在3％到5％的不良率不會出大問題。 但提高容忍度的同時,監管部門應切實履行差異監管,不可鬆懈。 《財經》:此前,著力發展中小企業融資業務的多是股份制商業銀行或城市商業銀行,而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傳統上以做大企業客戶為主,現在這些大銀行表態轉型,面臨怎樣巨大的挑戰？ 朱小黃:銀行內部需要創造一個全新的經營模式,這涉及産品、風險管理手法、客戶經理素質等一系列改革。銀行會客觀計算小企業領域裏的損失率和違約概率,以此估算經濟資本佔用等方面是否比其他業務更划算。 就外部而言,銀監會推行的以新巴塞爾協議為代表的資本監管體系,也在敦促銀行業務向資本佔用少、收益高、管理成本低的業務領域轉移。 《財經》:根據你們核算的結果,做小企業金融業務是否划算？ 朱小黃:到目前為止,建行中小企業業務的平均收益明顯高於其他中長期貸款。 今年1月至9月,按建行行內口徑統計,小企業貸款利率平均上浮水準為13.38％,其中9月為16.63％,為各項貸款中收益最高的貸款品種。 建行小企業貸款的不良率仍然控制在1％左右,但目前形勢的確使得不良貸款反彈壓力加大。 受原材料、勞動力成本上升,特別是近期部分地區民間融資“高利貸”等因素影響,一些小企業出現了經營困難。溫州民間高利貸崩盤使得企業還貸能力下降。 9月份,建行浙江分行(業務主要來自溫州分行)的小企業不良貸款增加3.36億元,導致全行不良貸款率首次環比上升0.04個百分點,達到1.03%。 由於大銀行長期服務於大企業客戶,現在缺乏成熟的小企業業務模式,業務人員更習慣於做中長期貸款。 要做好小企業金融業務,需要靠另外一套機制。比如銷售方式的零售化、社區化,要像做零售業務一樣熟悉市場,投入社區,熟悉客戶,熟悉産品,進入客戶家庭的生活邊緣進行觀察,以這些信用資訊來代替以往的抵押、擔保,更多地發放信用貸款。 《財經》:在信貸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將業務向中小企業傾斜,在銀行內部如何重新平衡大企業業務與中小企業業務的發展？ 朱小黃:中小企業已作為商業銀行的一個戰略性業務。比如在建行,我們要求在資源配置上不低於40％的新增信貸,要投入到中小企業業務中。這已經大大高於正常信貸的增長幅度,一般信貸增長幅度平均8％左右就不錯了。 在此基礎上,我們確定了首批小企業業務推廣的23個重點戰略城市。對這些城市小企業信貸資源配置要達到總資源的70％至80％。同時,要求分行加大存量結構調整力度,鼓勵分行把存量回收的一部分規模用在小企業業務領域。 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財經》:當前小企業面臨的問題是內外交困,用工荒、資金荒、訂單荒,“三荒”情況下,僅憑自身實現産業升級的難度很大;而銀行在預測小企業無錢可賺或風險很大的情況下,也不能奢望其會放貸。各種問題糾結,矛頭似乎不能單一指向金融業？ 朱小黃:這説明中國經濟的一些致命問題到了必須要修改的時候,比如外匯結匯制度、産權制度,再比如經濟結構調整的機制,包括財稅制度。 要減輕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如果將責任歸結給銀行,就是簡單化了。更主要的,還是財稅杠桿。特別是全國財政收入突破10萬億元以後,完全有責任和能力考慮一些藏富於民的經濟措施。 《財經》:被捲入溫州等地高利貸崩盤的人,除了部分老闆,還有大量中産階層和普通居民,甚至很多公務員、銀行從業者也深陷其中。存款搬家以及銀行資金套利背後,是否説明官方的資金定價也有問題？ 朱小黃:這就需要及時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我們過多顧及了這一進程對國有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卻忽略了對大眾和普通中小企業的正面影響。 政策要給全社會經濟成員以平等待遇,而不能過多傾向國有大中型企業。當前,98％的企業是中小企業,80％的就業機會靠中小企業創造,我們的思維方式必須改變,利率市場化必須推進,以減少並終結尋租和套利空間。 《財經》: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加劇,是否還與貨幣政策調控的方式有關？我們現在的貨幣政策調整更多使用數量工具。 朱小黃:目前貨幣政策的調整注重總量調整,而忽視了結構調整。 從工具上看,類似存款準備金這樣的總量貨幣政策可用於控制總量,利率政策則可通過差別化的利率來調整結構。不過,我們對利率政策的使用並不充分。 不應該等著各種問題積累到如此大風險後再採取臨時性措施,這容易造成惡性迴圈,且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假如利率政策使用得當,且利率敏感度足夠,早就應該把出口企業的利率升高了,並對結構調整類企業降級,使之逐步淡出市場,避免出現大的融資鏈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