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是國內經濟結構失衡，投資和出口對GDP貢獻比重偏高，消費對GDP貢獻比重偏低，因而需要降低投資比重，減少出口依賴，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以及“去産能化”和“去杠桿化”。這些觀點如不加以理清和糾正，可能會對宏觀調控和經濟發展産生誤導作用。本文認為，從我國的大國地位和開放的經濟體本質出發，著眼于我國未來戰略性發展，投資的方向必須明確，出口的基礎必須打牢，消費的引導必須理智，化解産能過剩也必須有新思路。結構調整應避免掉入所謂經濟再平衡的數字“陷阱”，更不可簡單對比西方的經驗數字、照搬做法，輕則擾亂視聽，重則誤國誤民。

 

關鍵字：中國經濟；投資；出口；消費；産能過剩；“去杠桿化”

JEL分類號：E21，E32，F10

 

近年來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是現有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國內經濟結構失衡，投資和出口對GDP貢獻比重偏高，消費對GDP貢獻比重偏低，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降低投資比重，減少出口依賴，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同時，還應借鑒國際經驗，儘快實現“去産能化”和“去杠桿化”。這些觀點似是而非，如果不加以理清和糾正，可能會對宏觀調控和經濟發展産生誤導作用。

一、關於投資問題

我國的人口現狀和城鄉巨大差別，以及所處工業化發展階段，決定了投資的強度和比重不可能比照目前發達國家水準。從世界發達國家發展歷程看，基礎設施的建設時間往往達數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且基礎設施的建設充分顯現出決策者“功在當代、利在韆鞦”的戰略眼光。許多國家地下管網隧道動輒有上百年的歷史，馬路街道規劃也形成于百年前，水、電、氣、熱的供給系統遠遠優先於我國；工業領先國家的工業基礎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都經過了長時間的建設和完善，造船、鋼鐵、飛機、礦山等工業基礎設施發揮的基礎性作用也是持久的。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經過幾十年的高強度投資建設，道路、橋梁、機場、鐵路、電力、供水、供氣、供熱等領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一方面形成了連接成網的高速公路和時速超過300km的高速鐵路，另一方面也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帶動了下游鋼鐵、水泥、玻璃、建材、電子等領域的發展。儘管經過了多年的大量投入和建設，但我國的基礎設施缺口還很大。從城鄉市政基礎設施看，廣大農村地區的空缺明顯，支撐農村地區未來發展的必要基礎設施亟待加強；有的城市基礎設施陳舊，發生類似青島石油管道爆炸等災害的概率和影響巨大；有的城市基礎設施功能不足不全，規劃不合理、建設不到位，常常出現城市癱瘓和人員傷亡的現象；個別地方路橋建設跟不上，百姓出山、過河都“難於上青天”。從工業基礎設施看，工業佈局規劃不盡合理，低水準重復建設與缺失空白並存。除此以外，醫療等社會保障服務的投資以及有利於維護環境可持續性的投資缺口也很大，雖然一些工業行業飽受過度投資和空置産能的困擾，但我國的服務業並無産能過剩問題。因此，從大國國情、特別是城鄉發展現狀來看，支撐我國未來戰略發展的基礎設施遠未完善，社會經濟持續高速協調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還遠沒有完成。這部分投資需求是中國未來戰略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投資的重點領域。我們要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來審視和考慮投資的地位和比重，不能為了簡單地平衡數字而放棄必要的投資。

另一方面，基礎設施的建設必須確保有效，要以有利於中國未來戰略發展為原則和前提。有些地方超出實際需求建設高速公路，結果對當地經濟發展拉動極其有限，但代價卻是佔用大量資金和土地等資源，沒有把有限的資源用到最有效的投資領域中；有些地方政府出於政績考慮，簡單地為了GDP而投資，投資規模上去了，地方GDP數字美化了，但沒有實際的經濟發展效果，還造成了巨大的浪費；有些地方把本該投資于農村小學和扶貧的資金挪用到不切實際的工程中，在貧困地區建起豪華的辦公樓和別墅，在缺水城市建起大型噴泉景觀工程；有些地方不顧當地脆弱的生態環境和國家工業佈局規劃，集中建設大量的鋼廠和水泥廠，生産低端重復的産品，不僅擾亂了工業品市場，還造成了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可見，投資必須要經過認真的規劃，投入的時間、規模和項目必須通過審慎的評估，一切都要以有利於國家長遠戰略為準則，確保投資的有效性。

二、關於出口問題

近20年來，中國逐漸成為全球的製造工廠，紡織、服裝、玩具、電子、日用品等産業發展迅速，有效地擴大出口和貿易順差，出口在GDP增長中的貢獻突出，最高時達到40%左右。2008年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了我國外向型經濟領域，出口企業和産業出現了大面積的關停和嚴重的頹勢，進而影響到國內經濟增速，甚至影響到國內金融領域和社會穩定。到2013年，我國出口對GDP的貢獻已下滑為負，出口的萎靡程度可見一斑。當年在加入世貿組織時，我們對全球一體化的“雙刃劍”特性已早有評估，面對現在的風暴，我們要有冷靜的頭腦和充分的思想準備。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出口的頹勢來自於國外需求的減少，隨著美國和歐洲主要經濟體的逐漸復蘇，出口也會逐步恢復和重振，決不可對出口失去信心，更不能讓出口産業的結構調整就此停滯。

出口占比的明顯下滑，對GDP貢獻不再突出，並不意味著出口地位不重要，更不能就此忽略出口相關産業的發展和升級，不能忽視出口為我國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拋開“唯GDP”的世俗觀點，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出口不可替代的戰略作用。第一，出口是我國鞏固國際經濟合作，擴大國際影響，展現中國現實存在和發展實力的最有力“名片”。第二，出口是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充分發揮我國成本和資源優勢，促進本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直接途徑。第三，出口不僅可以換來外匯收入，同時可以促進文化輸出和一定政治目標的達成。可以説，出口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説都至關重要，特別是對於開放型大國，出口在政治經濟中的戰略作用遠不止于創匯增收，例如，美國不惜發動戰爭打開出口市場；美日“廣場協議”源於美國對日貿易的逆差；歐盟通過立法、訴訟或仲裁，目的是為了打通國際市場等。如果單純是為了美化GDP數字結構，進而忽視對出口的投入和扶持，我們將喪失未來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出口的産業基礎和市場影響不可以輕言放棄，要把出口擺在中國長遠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

目前我國面臨的出口問題，既有國際經濟環境因素，更有自身競爭力問題。在自身競爭力中，首先是技術。長久以來，我國靠低端製造加工換取微薄的利潤，付出的卻是資源、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反觀一些發達國家，無一不靠強勁的技術競爭力佔領國際市場，歐盟中的德法兩國出口強勁，靠的就是高精尖、高品質、高標準商品。公認的事實是，單純依靠以往的低端製造加工帶來的出口，既沒有可持續的市場，對我國的戰略性長遠發展也沒有好處。其次是品牌。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裝生産出口國，卻沒有自己的主流服裝品牌，大部分屬於貼牌生産；iphone手機的各個零件基本都在中國生産，我國的利潤卻只佔據售價的3.6%（美國佔49%，日本佔35%）。第三是成本。對中國而言，隨著“劉易斯拐點”到來，人力成本不再具有優勢，未來成本的核心問題在於人民幣匯率，強勢人民幣對於出口沒有好處。從發達國家歷史經驗來看，日本的“安倍經濟學”實質就是靠日元貶值來提高出口貢獻和刺激經濟；美國上世紀80年代與日本簽署的廣場協議，也是靠美元貶值來改善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問題。

三、關於消費問題

我國處在工業化進程中，雖然國民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長和積累，但尚未達到主要依靠消費帶動經濟發展階段。消費對經濟的帶動作用不是簡單的數字平衡問題，更不能通過強制消費來實現，而需要有高儲蓄率的發展前提、殷實的資本積累、足夠的基礎設施、完善的社會保障、成熟的消費環境、健康的消費心態等等。我們必須認清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認清消費的基本規律，認識到消費的促進和興起不是一蹴而就，更不可以單純為了提高消費佔比而反向強制消費。

一要通過有效投資拉動消費。除了保證人的正常吃穿住行所需的生活性消費外，要投資于擴大再生産和公共設施建設，為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創造條件，有利於提高未來消費水準和改善消費品質，要從教育、醫療、體育、文化等方面入手，增加消費的前期投入。有研究表明，近代以來的工業革命之所以始於英國，得益於英國國民相對較高的識字率和算數能力，因此，為國家長遠戰略發展考慮，基於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消費是大方向，為此進行的科教文衛的前期投入不能荒廢。二要避免畸形奢華消費。我國的收入分配製度尚存弊端，地區發展差異較大，國內基尼系數早已超過國際警戒線水準，社會一部分人超越了享受型消費的範疇，熱衷於開高檔車、穿華麗衣服、住豪華房子的奢侈性消費，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社會的消費方向。以史為鑒，如果國民的消費都追求奢華，就會如同古羅馬貴族、中世紀法國王公和北宋後期奢侈之風一樣，社會和國家就會糜爛。三要避免高福利和公款消費。完善的社會保障是促進消費的重要基礎，但像北歐國家的高福利政策確不可取。公款消費必須逐步減少，過度的三公消費對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對經濟和社會沒有好處。

四、關於産能過剩問題

近年來，國家多次對産能過剩行業進行調控，特別是對鋼鐵、水泥、電解鋁等傳統過剩行業實行壓縮，但收效不大，一些行業甚至出現産能越控越多的態勢。很多人認為，産能過剩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率的癥結所在，化解産能過剩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很多聲音集中在拆除已有裝備、關停部分企業等“去産能化”的思路上。表面看，國內的過剩産能似乎已經到了非拆不可的地步，而“去産能化”也不失為化解産能過剩的最直接辦法，但從我國的內外部環境和開放型大國的定位來看，解決産能過剩應該強調以理性全面客觀認識産能過剩為前提，而非一概而論採取“一刀切”政策；應強調以結構調整為主線，而非僅靠産能絕對值的減少；應該從有利於我國未來戰略性發展和確保經濟安全出發，而非過分追求産能利用率數字而自傷元氣。

從産能利用效率看，中國確實存在産能過剩現象。據有關部門調查，2013年工業企業産能利用率不足80%，閒置産能達20%以上，低於國際上“公認”的82%的産能利用率正常水準。從國際經驗來看，所謂的82%只是一個統計分析上的中值水準。中值水準並不是公認的産能過剩與否的分界線，評估産能利用率是否正常還要考慮經濟發展階段、經濟週期和經濟結構差異。從國外數據來看，美國1967-2012年期間的中值水準為80.6，其中1967-1979年期間為84.5,1980-1999年期間為81.3,2000-2012年期間為77.7，金融危機高峰期為66.8，即使是2012年也只有78.9。

就結構而言，我國只是部分行業産能過剩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及發改委的數據，産能過剩較為嚴重的行業有：電解鋁、電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鋼、風電設備、光伏、造船等行業，産能利用率低於70%，其中電解鋁、光伏兩個行業的産能利用率可能低於60%。産能利用屬於正常水準的行業有：煤炭、發電，産能利用率高於85%。産能利用狀況最好的行業是汽車，目前産能利用率超過95%。我國工業行業産能過剩的狀況是結構甚于總體，即使是嚴重過剩行業本身也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為高端産品産能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低，許多品種或是空白，或是嚴重不足；與此同時，低端産品産能大多嚴重過剩。比如玻璃，從整體看産能嚴重過剩，但電子用平板玻璃、玻璃基板一直依賴進口。又如，在風電設備行業，風機組成控制系統也基本依賴進口。由此看出，本輪産能過剩結構性特徵較為明顯。

産能過剩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是經濟運作週期的必然産物，買方市場一定會存在産能過剩現象，這是正常的。理論上講，産能過剩在對經濟和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同時，一定程度的産能閒置對市場經濟正常運作還具有積極功能，有助於調節和平滑需求波動，發揮類似于合理庫存的調節功能；合理的産能閒置剩餘，作為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一個因素，還可以推動優勝劣汰、提升消費者福利；在宏觀總量週期變動過程中，庫存調整也需要通過産能閒置程度變動加以實現，産能閒置可以發揮蓄水池的功能。而積極作用的實現，一方面是要將“過剩”二字控制在數字而非結構，即數字性過剩可以接受，結構性過剩必須要調整；二是要將“過剩”控制在合理範圍內；三是要使市場因素在調控和利用過剩産能方面發揮作用。

但從國內目前的過剩産能來看，其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已經遠超其對市場的積極貢獻；過剩的産能基本為低水準産能，對市場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極其有限。低水準的産能過剩造成的不良後果也十分明顯。對企業來説，過剩的産品銷售不佳，利潤降低，虧損面大；對環境資源來説，産能過剩的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資源，造成了極大的污染治理壓力；對銀行來説，企業生産經營的困難和流動性不足嚴重威脅銀行資産安全。

分析、破解當前産能過剩矛盾，既要從動態角度看問題，又要具有全球視野。日本年産鋼1.1億噸，本國只消化6600萬噸，其餘産能靠出口實現。從我國情況看，一些産品國際市場依存度高，從國內需求看是過剩的，但從國際市場角度看並未過剩。例如，我國彩電、冰箱、空調等家電的出口依存度達50%左右，電腦、DVD、皮革服裝等達到80%。行業産能並未出現明顯過剩傾向。另一方面，應從出口競爭力提升與國際市場動態發展變化的角度看待産能過剩問題。例如，1998年紡織業改革脫困時，靜態看普遍認為國內産能壓到3000萬錠産能比較合適，而到2000年則提出壓到3400萬錠，但2005年發展到7500萬錠也未出現明顯過剩跡象，這是因為伴隨中國紡織品行業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與國際市場容量的擴張，紡織出口已經佔到當時國內産量的1/3和國際市場的1/5，國際市場需求消化了所謂“過剩”的産能。

儘管我國工業特別是製造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過剩，但從發展的角度看，我國一些過剩産業在國際市場的增長空間依然較大。根據德勤有限公司全球製造業組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最新發佈的《2013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數》報告，中國的製造業競爭力指數在當前以及未來五年均仍將位居榜首。其關鍵優勢在於，中國勞動力及原料成本優勢、政府對投資製造行業扶持以及完善的供應商網路。基於上述優勢，伴隨著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國際經濟的進一步融合以及新興市場國家需求的增長，中國現時“過剩”的産業未來仍然具有較大的成長空間。

此外，我們還應動態地分析、把握行業産能是否過剩。我國工業化進程總體上看才進入中等水準，2013年中國城市化率53%、每人平均GDP達到6629美元，與發達國家城市化率和每人平均GDP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同時,中國産業升級與進口替代需求巨大。目前在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中，設備投資有2/3依靠進口，其中光纖製造設備的100%，積體電路晶片製造設備的85%，石油化工裝備的80%，數控機床、紡織機械、膠印設備的70%是進口的。加快産業升級和提升進口替代率，已經成為我國未來産業發展必然選擇。因此，在我國徹底實現工業化、城市化之前，當前“過剩”的産業還有巨大的市場增長空間。

“去産能化”，要明確去什麼，有的不但不能去，還要大力發展；有的即使過剩，還要考慮到它所形成的長期的經濟戰略優勢，不能操之過急，對於已經形成核心競爭力的要保留發展，要在一段時期容忍過剩，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為未來的發展積累優勢。

一是處理好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不能成為壓縮過剩産能的操盤手，但必須在制定完善專門政策法規方面積極行政，從環保、産品、工藝等角度制定行業性的強制規定，不符合規定的全部淘汰。例如，工信部出臺了“鋼鐵企業生産經營條件”，設定了環保、産品品質等硬性指標，並依此條件篩選出符合條件的鋼鐵企業。此項政策的實施，相當於為全部鋼鐵企業打上了“許可”或“不許可”的標簽，未來淘汰産能的目標也會更加明確。

二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要從開放型經濟角度分析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充分依賴和利用全球消費能力，化解我們自身的産能過剩矛盾。例如，美國、南韓、歐盟一些國家都有較大的製造生産能力，如果單靠國內消費，産能一定過剩，但他們依靠全球市場，向世界範圍提供飛機、船舶、高端機械，向外輸出産能。因此，面對我國這樣一個巨大的開放型經濟體，不能只從封閉的角度考慮降低産能，要著眼內外部兩個市場。

三是放眼長遠，將部分過剩産能視為戰略性儲備。産能過剩是週期性很強的問題，一旦不合理地“去産能化”，傷害的可能是已形成的長期的經濟戰略優勢。比如光伏，我們在世界上已經佔據了很有力的競爭地位，目前受到外部需求減少影響，短期看是過剩，但長遠考慮，不能急功近利、簡單地全部淘汰；還如造船，屬於戰略性、支柱性産業，關係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軍民融合式發展是興國之策。站在富國強軍的戰略高度，像造船這樣的行業，是需要長期積累才能形成優勢和規模的産業，不可簡單地“去産能”。

  四是多手段綜合併舉解決過剩産能。要充分利用産業鏈作用，例如，水泥廠發展水泥製品、大型水泥構件，鋼鐵廠發展下游鋼材産品深加工等，以解決水泥過剩和鋼材過剩問題。市場拓展上，要通過技術和産品打開市場，通過商務外交擴大市場，學習美英等國的商務外交策略，推銷産品，擴大出口。此外，還要鼓勵市場化的並購重組，優勢企業對劣勢企業的橫向兼併，要避免行政化的“拉郎配”。

五、關於“去杠桿化”問題

一些機構和專家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主要靠債務支援，這种經濟增長局面難以持續，“去杠桿”特別是金融“去杠桿”的呼聲漸高。

誠然，債務擴張確實是近年來推動國內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國的債務壓力主要集中于信貸規模擴張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長上，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社會融資規模、人民幣貸款餘額增長速度明顯快於經濟增速，經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債務擴張支援和驅動的結果，債務風險與過去相比確實明顯上升。根據央行和銀監會公佈的數據推算，截至2012年底，我國經濟體系負債總規模約為105萬億元，與GDP之比約為200%，其中，非金融企業債務65萬億元左右，約佔GDP的125%；家庭負債11萬億元左右，約佔GDP的21%；政府負債30萬億元左右，約佔GDP的58%。而一些國內外機構也對2012年末國內債務規模佔GDP比例進行估算，渣打銀行的估算最高，約為220%。

就大家普遍關注的非金融企業的債務償還狀況，從國際比較來看，成熟經濟體的企業債務一般佔其GDP比重的50%－70%，我國企業債務水準是發達國家的兩倍以上，在發展中國家居於最高水準區間；企業的債務與稅前收入比例在3倍以上，遠高於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1—2倍左右的水準。雖然我國債務風險趨於上升，債務規模及償債能力引發了市場極大擔憂，但我們認為總體風險仍然可控，不會爆發債務危機。

第一，從國民經濟總杠桿率來看，2012年中國經濟的總杠桿率大約為200%，遠低於日本、英國、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平均350%的杠桿率。

第二，從家庭債務狀況來看，我國家庭債務佔GDP比例只在21%左右，雖然佔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從2003年的26%，上升到了2012年的52%，然而該比例不僅遠低於許多發達國家，而且遠遠低於亞洲其他國家，如泰國的近80%、南韓的76%和亞洲（扣除日本）平均水準53%。我國家庭債務絕大部分是住房按揭貸款，按揭貸款首付比例平均超過20%，按揭貸款一直是商業銀行品質最好的資産，加上我國居民當前50萬億元左右儲蓄存款，即使考慮房地産價格下降因素，亦不會出現美國式的“次貸危機”。

第三，從政府債務狀況來看，只要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我國政府債務就不存在償還風險。主要理由：一是與歐美國家負債消費和負債維持高福利等債務特點相比，我國政府債務主要用於固定資産投資和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等，實際利用效率較高，能産生回報。二是政府償債能力比較強，根據有關專家分析，我國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擁有長長的可用於償債的資産清單：（1）央企資産和國有控股大型金融企業金融資産；（2）地方國企資産；（3）政府擁有龐大的法律支援可以迅速變現的樓堂館所類的非經營性資産；（4）功能強大的基礎設施，例如高速公路、鐵路、高鐵，同樣具有重要價值；（5）國土海洋礦産森林等資源；（6）外匯儲備。上述資産粗略加總已超過300萬億元。如果債務問題真的嚴重到“賣家底”的地步，相信上述資産足以有效解決問題。三是我國政府的債務基本上都是內債，外債佔GDP比例在4%以下，與歐美外債佔比較高、受制于國際因素較多有根本上的不同。

第四，從企業債務狀況來看，我國非金融企業債務總額從2007年的24萬億元上升到2012年的65萬億元，其中，商業銀行貸款額約44萬億元，企業債餘額約1萬億元，所謂的影子銀行融資約20萬億元。由於我國本輪經濟下行週期已經持續了6年，目前連續9個季度穩定在7%-8%的運作區間，微觀經濟的宏觀環境開始改善，企業利潤增長速度加快。2013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2.15%，比上年加快6.88個百分點，企業大規模債務違約、出現債務危機可能性很小。

雖然我國債務規模擴張較快，總量已經較大，債務快速增長難以為繼，“去杠桿化”已成為必然要求，但從世界各國經濟危機過後的恢復經驗來看，保持一定力度的政策刺激和債務推動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這種形勢下，“去杠桿化”要把握好力度，區別對待，穩妥推進。應結合償債能力和償債水準把握好負債水準。根據現有各主體負債水準態勢，我國家庭負債水準仍有增長空間，家庭負債佔GDP比例仍有10—20個百分點空間；在加強土地産權清晰化改革的基礎上，地方政府債務總額雖不宜再擴大，但也不能過急過猛壓縮；同樣，企業也應加強債務管理，優化債務結構；應加強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尤其加強集中交易以外的民間資本市場建設，進一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當前我國股票市值佔GDP的比例不到50%，而發達國家如美國這一比例超過100%，如果我國能達到這一水準，企業資産負債率將得到較好的改善。

綜上，從我國的大國地位和開放的經濟體本質出發，著眼于我國未來戰略性發展，投資的方向必須明確，出口的基礎必須打牢，消費的引導必須理智，化解産能過剩也必須有新思路。結構調整應避免掉入所謂經濟再平衡的數字“陷阱”，更不可簡單對比西方的經驗數字、照搬做法，輕則擾亂視聽，重則誤國誤民。

（作者係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參考文獻

[1]何強，2014，《要素稟賦、內在約束與中國經濟增長品質》，《統計研究》第1期，72—79。

[2]杜焱，2014，《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結構調整研究述評》，《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81—85。

[3]周偉賢，2010，《投資過度還是投資不足—基於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中國工業經濟》第9期，153—162。

[4]洪銀興，2013，《消費需求、消費力、消費經濟和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問題》第1期，5—10。

[5]郭春麗，2012，《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及影響》，《宏觀經濟管理》第9期，56—58。

[6]馮俏彬、賈康，2014，《投資決策、價格信號與制度供給：觀察體制性産能過剩》，《改革》第1期，19—26。

[7]于立、張傑，2014，《中國産能過剩的根本原因與出路：非市場因素及其三步走戰略》，《改革》第2期，42—53。

[8]牛慕鴻、紀敏，2013，《中國的杠桿率及其風險》，《中國金融》第10期，57—59。

[9]曲鳳傑，2014，《危機後美國經濟的去杠桿化：成效及影響》，《國際貿易》第3期，43—50。

[10]特維德，著，董裕平，譯，2008，《逃不開的經濟週期》，北京：中信出版社。

 

Abstract: Recently, one popular view is that domestic economic structure imbalance is the reason for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arguing that investment and export contribute too much to GDP while consumption too litt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investment, depend less on export, enhance contribution of consumption to GDP and undertake “capacity reduction” and “deleverage”. If these views were not corrected, they would have possible misleading effect on 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a being a big nation and an open economy, based on future strategic development, the direction of investment must be made clear, the foundation of expor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encouragement for consumption should be rational, and there should be a new thinking on the over-capacity issue. The structural change should avoid the “trap” of statistics under the name of economic rebalance, and especially avoid simply comparing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empirical statistics and copying their methods. Otherwise it would cause w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and do potential harm to the economy.

Key Words: China’s economy, Investment, Export, Consumption, Over-capacity, “Dele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