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來，投資需求、消費需求與凈出口需求的增速持續下滑，其疲弱態勢不斷拖累經濟下行。然而，深入觀察分析以後我們發現，需求疲弱現象的背後，掩蓋著供需結構不匹配的深層次矛盾。2012年以來，我國需求結構與檔次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基本上接近於發達國家水準，但供給結構和供給方式調整升級緩慢，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需求升級，出現了供給制約需求實現的特殊矛盾。面對“結構性減速”，簡單地增加貨幣供給、刺激總量需求並不能解決經濟中長期穩定增長問題。因此，適應經濟發展變化和需求升級要求，全面啟動裝備製造業技術改造，實施主動的供給結構調整，推進供給方式的商業革命，提升供給能力，有效滿足現實需求並激活潛在需求，從供給端發力解決經濟發展問題，將成為未來政策調控的著力點。

一、理論分析與實際數據顯示：需求總量約束並不成立

宏觀經濟上，總需求由消費需求、資本形成需求、凈出口三大部分構成，資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稱為投資需求。從三大需求要素支撐及貨幣擴張支付能力來看，我國並不存在需求約束這一命題。

（一）居民消費水準和消費能力不斷提升，提高生活品質的願望迫切，消費需求旺盛

我國人口數量超過13.5億，每人平均GDP 于2008年越過3000美元後，2014年突破7500美元，增長居全球前列。隨著國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近年來，居民收入增長快於GDP增長,居民收入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2004年城鎮最高收入戶（10%）的每人平均收入為27506元，是最低收入戶（10%，3084元）的8.9倍，2014年降到7倍以下。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高於高收入群體，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從高峰時期的近0.5下降到目前的不到0.47，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擴大。社會保障水準不斷提高，2010年每人平均社會保障支出1781元，2014年增長到2411元，社會保障水準比2010年提高0.12個百分點。隨著住房、醫療和養老的不確定性降低，居民儲蓄傾向逐漸降低，消費需求傾向在增加。

圖1：我國人口、每人平均收入及GDP增速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表1：城鄉居民收入對比情況（元）

	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	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	城鄉收入比
2003	2600	8472	3.26:1
2004	2936	9422	3.21:1
2005	3255	10493	3.22:1
2006	3587	11759	3.28:1
2007	4140	13786	3.33:1
2008	4761	15781	3.31:1
2009	5153	17175	3.33:1
2010	5919	19109	3.23:1
2011	6977	21810	3.13:1
2012	7917	24565	3.10:1
2013	8896	26955	3.03:1
2014	9892	28844	2.92:1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財富積累預期效應也對消費支出産生重要支撐。2010年以來，股市市值、房産價格和理財餘額都出現一定程度攀升，居民財富積累速度較快，尤其是城鎮中高收入群體通過理財積累了較大的財富餘額。截止2014年末，全國銀行理財資金餘額已超過15萬億元，在過去的10年以平均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長;2012年末,滬深股市總市值還在23萬億元左右,而到2015年上半年末超過62萬億元。

隨著收入和財富以及財富增長預期效應的增加，居民提高生活品質的願望迫切，例如住房（擴大居住面積和提高品質的改善性住房、第二套住房等）、汽車（每人平均擁有量增長速度、轎車置換速度、家庭第二輛車等）、智慧家電、綠色有機食品、基礎教育與職業培訓、旅遊、醫療、養老等，消費升級換代的需求較大。因此，無論是從消費水準和消費能力，還是從消費慾望角度，我國都不存在消費需求約束。

（二）投資需求空間廣闊，潛力巨大

隨著經濟發展轉型升級，企業升級改造的必要性和慾望都很高，潛在的投資需求較大，尤其是一千多萬的中小企業，投融資需求並沒有得到滿足；東中西部不同地區發展水準差異、城鄉基礎設施仍嚴重不足、工業4.0戰略和“網際網路+”帶來的技術改造升級需求等因素使投資需求總量也較大；政府改善民生、環境的需求還遠沒有達到社會期望，提供的公共産品和服務還不能滿足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國外新興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投資和商品需求、中高收入國家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也比較旺盛等，我國投資需求不是沒有空間，缺的是提升經濟運作品質的大量基礎設施投資、技術改造類投資以及裝備製造升級換代投資等。根據麥肯錫預計，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在未來18年間要達到57萬億美元，中國仍將是全球最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國。可見，投資需求也不構成約束。

（三）全球經濟及貿易增長對我國出口需求未形成根本上的約束

從全球經濟增長來看，雖然發展前景仍存在不確定性，但2012年以來企穩態勢不斷確立，2012年至2014年經濟增長穩定在3.4%左右，總體上呈現緩慢復蘇上行之勢。全球貿易逐步恢復，2007年，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為34.7萬億美元，2009年跌到31.8萬億美元，2011年以來明顯復蘇，2014年增長到47.5萬億美元以上。未來10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年貿易額將突破2.5萬億美元，對出口需求更是形成有力支撐。

圖2：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增長狀況

 

數據來源：WTO。

（四）以貨幣表現的支付能力擴張，不構成制約總需求的“天花板”效應

近年來，我國貨幣供應基本上保持了平穩增長，2012年至2015年上半年末，M2同比增速只回落2個百分點，低於同期投資、消費、進出口增速回落。2015年6月末，M2達到133.34萬億元，貨幣供應量擴張幅度遠超同期GDP增幅。與此同時，作為現實貨幣支付的替代品，票據總額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超額貨幣供應。2014年企業累計簽發商業匯票22.1萬億元，同比增長8.9%，商業匯票未到期金額9.9萬億元，同比增長9.3%，金融機構票據融資餘額達2.9萬億元，同比增長48.9%。考慮到中國高達92萬多億元的“不活躍貨幣”（以企業定期存款和居民儲蓄為主），相當一部分處於睡眠待喚醒狀態，轉化為現實消費需求的彈性較大，以貨幣表現的支付能力擴張，並未形成制約總需求的“天花板”效應。

圖3：貨幣供應增長狀況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圖4：單位活期存款和個人存款變化狀況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圖5：我國每人平均人民幣儲蓄存款餘額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

由於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著廣義貨幣過多和實際需求疲弱的矛盾，宏觀經濟政策往往陷入兩難選擇困境，寬鬆的貨幣無法通過刺激需求曲線向右移動進而帶動産出水準上升。   

二、三大需求數據疲弱都有供給抑制的影子，背後的根源都是供需結構性矛盾

三大需求數據“疲弱”與巨大潛在需求得不到實現的背後，存在著大量供給方面的因素，産能過剩、市場交易數據下滑只是表像，供需結構不匹配，供給結構和供給方式不適應需求的快速升級，成為制約經濟長期發展的關鍵性問題。

（一）供給結構升級緩慢、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抑制居民現實消費需求

聯合國根據恩格爾系數的大小，對世界各國的生活水準有一個劃分標準，即一個國家平均家庭恩格爾系數大於60%為貧窮；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屬於相對富裕；20%-30%為富足；20%以下為極其富裕。我國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已降至30—40%之間。國際經驗也表明，當每人平均GDP超過3000美元後，人們的消費開始由“小康型”向“享受型”轉變，超過6000美元後，將由“享受型”向“休閒型”轉變。當前我國已躍升到由“享受型”向“休閒型”轉變階段，居民消費需求結構與檔次已基本接近發達國家水準。年均收入10萬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快速增長，資産1000萬元的富人階層不斷涌現。

從供給角度來看，我國已經是製造業大國，産品供應總量上處於過剩狀態，但由於産業結構調整遲緩，創新能力欠缺，存在著大量的低水準過剩産能，難以滿足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內在要求，許多現實消費所需求的産品和服務無法獲得，或者由於品質安全等原因而不敢消費，導致現實消費需求被嚴重抑制。

圖6：我國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變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圖7：2014年全球主要經濟體三次産業結構佔比

 

數據來源：Wind。

有效供給能力不足的結果是，本來旺盛的現實消費，要麼“儲幣待購”，要麼通過境外購買來滿足，産生“需求外溢”。比如，近年來在農業科技進步引領下我國糧棉油糖、肉蛋奶、果疏茶、水産品等主要農産品産量連年快速增長，但農産品品種、品質結構與居民消費快速升級不相適應矛盾卻日益凸顯，農産品生産供給結構與消費需求結構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圖8：近年來我國奶粉進口狀況

 

數據來源：海關總署。

再以牛奶行業為例，一方面是國內生産過剩，但品質不高，安全問題頻發，嚴重抑制現實消費需求，如三鹿奶粉事件之後，乳品行業出現嚴重信任危機，奶類製品大量積壓；另一方面是高品質的國外奶製品進口量節節攀升，澳洲、紐西蘭、歐洲等地奶粉受中國購買需求影響供不應求，德國甚至限制中國人購買奶粉。2008年至2014年，我國進口奶粉數量年均增長45%，2008年進口奶粉只有9.8萬噸，2014年增長至90萬噸。目前，國內市場從日常消費品到其他投資品以及醫療教育等均存在與牛奶行業類似的問題，如引發國人購買狂潮的日本馬桶蓋；大量進口的鋼鐵製品；大量境外求學、就醫等。根據有關統計，2014年，我國在境外包括購物、交通、旅遊等消費在5000億美元左右，佔到整個社會消費總額的10%以上。

（二）供給方式有待進一步改善優化、供需資訊不對稱導致潛在消費需求難以轉換為有效需求

近年來，我國供給方式有了很大改善，電子商務、便民服務快速發展，但仍以傳統商業模式主導，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尤其如此。傳統商業模式不僅存在流通環節多、效率低、成本高等經濟學困惑，而且完全依靠實體網點的零售模式存在經營時間與空間限制，即使是最大購物中心陳列商品也是有限的，消費者無法及時得到全部商品資訊、無法比較同一類商品的品質、功能與價格，商家找不到顧客，消費者不知道在哪能買到心儀的商品，大量的潛在消費需求無法轉變為現實消費需求。市場供給方式跟不上需求升級，供需資訊不對稱，導致了大量的潛在消費需求處於睡眠狀態。

（三）公共産品與服務供給不足也制約了消費需求增長

國際一般經驗，每人平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階段，政府提供公共産品與服務支出佔支出比重會顯著上升，促進居民消費逐步從耐用品向服務消費升級，拉動消費快速增長。近年來通過持續加大投入，我國政府公共服務支出有所改善，但公共産品和服務供給總體水準仍然偏低，不僅抑制了公共消費需求，也抑制了居民相關消費需求。

實際上，在我國總供給結構中，政府提供的各類公共産

品和服務一直處於短缺狀態。例如，現階段包括農田水利、電網、交通、網路建設、城市供水、排污等地下管道建設、環境治理等在內的城鄉基礎設施類公共産品，供給缺口仍較大。尤其是，公共産品和服務供給不足對消費的抑制在農村更為明顯。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導致農村家電、汽車、網路資訊等相關消費需求未能完全釋放。同時，制度類公共産品與服務有效供給明顯不足，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欺詐、偽劣、侵權等不法市場行為頻發，不僅導致居民消費心理髮生變化，也強化了居民被動性儲蓄行為，阻礙居民消費。

再如，醫療領域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長期以來難以解決，根源還在於城鄉資源分佈失衡、供給結構不合理；教育領域，職業技術教育一直是個短版，供需結構失衡也很嚴重；養老領域，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不到25張，養老服務和産品供給缺口巨大；政府採購領域，科研創新能力不足導致許多公共産品供給短缺，如軍工産品、國防産品等公共産品和服務，即使政府想採購，也不能採購到心儀的産品和服務，或者根本就採購不到，拖累公共消費支出增長。

（四）凈出口疲弱雖有西方市場需求減少和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因素，但最根本原因還是出口商品自身的競爭力低下

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總體上為負。一般認為是國際市場需求減少、人民幣升值所致。但深入分析以後發現，國際市場需求總量並不足以導致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為負；匯率因素對進出口會産生影響，但不是根本性的。如2012年以來，日元對美元匯率貶值50%，但2014年日本對外貿易逆差比2012年還擴大了近1倍；歐元對美元匯率貶值7%，但對歐元區外貿和經濟增長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貢獻；而美元指數上升了25%，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反而從2012年到2014年下降了6.5%。如果産品競爭力很強，即使價格高，也有市場，如果産品競爭力弱，價格水準低也不會有多大的市場。美國出口的飲料、手機、電影産品等，皆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因此，真正影響進出口的還是産品本身的因素。從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現狀及變動態勢來看，當前出口疲弱，根本上還是供給因素造成的。

一是低端産品出口被不斷替代。勞動密集型、高耗能的低端産品技術含量較低，生産供給的替代性很強。目前我國大量對外貿易生産仍處於全球産業鏈的低端，紡織品、服裝、鞋類、玩具、塑膠製品等七大類勞動密集型低端産品出口占到我國出口總額的20%以上，但利潤微薄，僅3—5%。近年來，東南亞、非洲等地區依靠資源、勞動力等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加工製造業，以更低的勞動力成本承接勞動密集型産業的轉移，與我國傳統出口産業形成了激烈的同質競爭。跨

國資本也直接到新興國家投資設廠，甚至將在中國的工廠遷至其他新興國家，我國低端産品生産供給面臨市場需求的“低端分流”、“低端替代”嚴重擠壓。緬甸、寮國、柬埔寨等東盟國家甚至將可能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圖9：我國紡織服裝等低端産品出口增速

 

數據來源：海關總署。

圖10：近年來我國部分重點産品出口增長情況

 

         數據來源：海關總署，Wind。

二是高端産品出口總體上缺乏競爭實力。雖然近年來我國出口産品開始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級邁進，但也只有少數高端産品走向了國際市場，而且有些産品是不是居於全球制高點，也有很大的爭議。即使是一些實現了出口到新興市場甚至中歐地區的高端裝備製造産品，也有許多核心技術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如我國出口的機電産品和高新技術産品中，60%以上是通過加工貿易方式生産出口的，産品製造核心技術掌握在外方手中。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紛紛重振

高端製造業並不斷擴大競爭優勢，我國高端産品出口面臨著

發達國家“高端製造業回流”的強烈擠壓。

三是中端産品出口面臨著強烈的貿易保護摩擦，産品優勢地位並不明顯。近年來，我國對外出口産品中，機械設備、電器及電子産品、儀器儀錶、運輸設備等技術含量較高的中端産品出口不斷增加，佔出口比重上升，成為我國出口的中堅力量。但是在中端産品的出口領域，針對於我國的貿易摩擦也在不斷增加，我國對外貿易摩擦也主要是集中在中端産品出口領域。我國中端出口産品並沒有絕對的競爭優勢，同時産品出口的自我保護能力還很弱，尚不能熟練運用國際貿易規則進行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我國出口增長。

（五）資本形成需求疲弱也有供給方面的原因

目前我國成套設備、精密機床、高檔發電機等高端産品50％以上都需要進口，一些中間産品、重要原材料國內也沒有形成有效供給能力。轎車、家電、電腦、移動通訊産品的關鍵部件晶片重要零部件仍主要依靠進口；作為世界鋼鐵生産大國，各類特殊板材如冷軋薄板、冷軋帶鋼、冷軋硅鋼、不銹鋼薄板等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生産用材嚴重短缺，每年進口都在1400萬噸以上；雖躍居乙烯生産大國之列，但高檔乙烯至今仍需依賴進口；作為傳統的紡織品服裝大國，所需高級布料也需要大量進口。資本形成需求由於缺乏相應的技術設備和原材料難以滿足，面臨著供給方面的硬性制約。

三、提升供給能力，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思路越來越清晰

基於對需求疲弱的供給端因素分析，僅僅靠刺激需求，簡單平衡過剩産能，並不能解決經濟發展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問題。必須從供給端著手，構建新的內在穩定增長機制。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要主動適應市場需求變化。

（一）國家越來越重視並積極著手從供給端施策經濟管理

經濟新常態下，實現提質增效升級的經濟增長目標，其核心在於提升供給能力。國家越來越開始從制度和政策層面，發力供給端，施策經濟管理。

新一屆政府多次公開表示，“增加有效供給，釋放潛在需求，沉著應對市場短期波動，保障經濟運作不滑出合理區間，讓市場吃‘定心丸’，成為經濟穩中向好的關鍵一招”；要“著力增加有效供給，不斷滿足新增需求”；要著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準“雙中高”發展目標，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産品、公共服務的“雙引擎”。

“中國版工業4.0”的《中國製造2025》、“網際網路+”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推出，正是從供給端著力，以改變粗放、低端的增長方式，積極推動“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二）政府部門採取積極行動提升供給能力

各部委、各省區也將解決經濟問題的視角從需求端轉向供給端。國家發改委在“十二五”規劃實施評估報告中，將“供給管理”提升到與“需求管理”並重的地位，方針政策制定側重供給端調整，為微觀經濟主體創造條件。工信部出臺《鋼鐵工業轉型升級計劃（2015—2025）》等傳統産業優化升級政策措施，推動傳統行業與戰略性新興産業的融合，實施重大技術改造，推行固定資産加速折舊，引導和支援中小企業參與産業鏈、創新鏈，提高産品品質和協作配套能力。商務部、相關金融部門等積極推動移動網際網路、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引導提升供給能力。

    各省（市、區）層面，不僅廣東、上海、江蘇等東部經

濟發達地區加強經濟結構調整，加快促進本地區經濟升級，重慶、湖南等中西部地區也在積極出臺産業升級規劃，重視供給能力的提升。

   （三）數據顯示經濟運作愈來愈朝供給能力提升的方向發展

2013年，我國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比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速快4.2個百分點，2014年快5.3個百分點。當前，高端裝備製造業産值佔裝備製造業産值的比重已經超過10%，比2010年提高2個百分點。進出口中的機電産品、高新技術産品進出口增速也保持在較高水準。2012年，機電産品、高新技術産品出口增速分別比整體出口增速高0.78、1.68個百分點，2013年，高新技術産品出口增速比整體出口增速高1.98個百分點。2015年上半年，機電産品、高新技術産品出口同比增長分別比上年同期加快4.6、8.4個百分點。

2013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超過10萬億元，其中網路零售交易額1.85萬億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網路零售大國。2014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達到16.4萬億元。網路零售保持高速增長，商務部監測的5000家重點零售企業中，網路零售增長33.2%，比上年加快1.3個百分點，而傳統零售如專業店、超市、百貨店、購物中心分別只增長5.8%、5.5%、4.1%和7.7%，比上年分別回落1.7、2.8、6.2和4.5個百分點。2015年上半年，網路零售同比增長進一步加快至39.1%。

2014年，我國在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産權組織《專利合作條約》（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件國際專利申請，比上年增長18.7%，佔到全球申請總量的11.9%，在申請總量的國家和地區排名中名列第三，是全球唯一實現兩位數增長的國家，顯示“中國智造”力度的加大。

四、需要進一步深化的幾點認識

從我國當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來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優化供給，經濟也還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重視從經濟總量上提升供給能力，更要重視經濟的技術含量。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要更多的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性調控。要全面深刻的認識到商業革命對經濟運作品質提升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和巨大作用。

（一）優化供給與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不矛盾，保持一定的增速並不是要回到粗放型增長老路上去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速保持了年均近兩位數高速增長，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資源能源消耗大、污染嚴重等問題。因此，有分析認為，要通過降低增速來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迫使上述問題解決，否則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不能調整，産能過剩、環境污染問題難以解決，民眾生活品質難以提高。其實，這種思路並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我國的實際情況。

正如增速快了可能會帶來上述這些問題，簡單的把增速降下來也並不能自動解決這些問題。比如，把過剩産能簡單的去掉，並不能促進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把工廠都關了而不是從技術改造升級著手，從加強環保的執法監督著手，也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污染問題。

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還有另外一種思路，即在加強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的狀況下我國仍需要而且也能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這種思路無疑積極主動。從我國現實情況來看，國內市場遠未飽和，新一輪改革開放全面啟動，改革紅利不斷被釋放，我國經濟增長獲得了一系列基礎性支撐。特別是在技術改造投資力度加大的狀況下，我國經濟運作與過去粗放型增長也會完全不一樣。

如果對比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不難發現經濟增長放緩一般都出現在成為高收入國家之後，因而我國目前的發展水準還不能成為下調經濟增長預期的理由。而且國際經驗還表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期，如果經濟增速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動，會破壞市場信心，造成悲觀預期，投資、消費趨於猶豫，失業問題、財政問題、社會問題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間被大大擠壓，形成經濟發展“陷阱”。在這方面，日本、南韓、拉美、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有一系列的經驗教訓。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在隨後的20年間，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減速，相反還在提速，直至進入到高等收入國家行列。南韓亦是如此，甚至南韓在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經濟仍維持了一段時間8%左右的高速增長。相反，拉美、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經濟增長過早地出現“剎車”，導致長時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自拔，拉美國家尤其如此。

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礙。大量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是全面的，包括支出結構和收入分配格局改變、青年勞動力供給減少、社會流動性下降等。換句話説，“未富先老”的我們，在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很可能會被老齡化拖住中國經濟發展的後腿。因此，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建立一個適合老齡化社會的分配結構和社會保障體系，讓大家不會過多地進行私人儲蓄來“防老”，多增加當期的消費和投資，讓社會經濟發展進入良性迴圈，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當前我國經濟出現高度一致性看淡預期，對促進供給能力提升，解決去庫存化、化解當前較為嚴峻的産能過剩矛盾問題，進而對經濟復蘇增長，實現提質增效升級等，都將産生極為不利影響。如果任由高度一致性看淡經濟預期持續下去，則將産生經濟陷入快速收縮的惡性迴圈，我國經濟也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需要密切關注並高度重視、積極著手解決當前經濟預期高度一致性看淡問題，從供給端發力促進經濟增長。

（二）經濟在全球上的競爭力，不僅取決於經濟總量的大小，更取決於經濟的技術含量

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商品出口國，是名符其實的經濟大國和貿易大國。

但是也應該看到，受制于供給能力約束，我國産品全球競爭力整體水準並不高，世界主要名牌産品、奢侈品牌，我國基本上處於空白，絕大部分為發達國家所壟斷，極大影響到我國的生産品質和經濟發展水準。我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準的2倍，美國的3倍，日本的6倍，還高出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水準。如果我國單位GDP能耗達到世界平均水準，GDP總量在現在基礎上可提高36%，如果達到美國能效水準，可提高70%，達到日本能效水準，可提高170%。因此，提升我國經濟在全球的競爭力，由經濟大國、貿易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貿易強國，必須提升供給能力，提高生産的技術水準和技術含量。

（三）宏觀調控政策要更多地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性調控，注重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

在我國産能過剩已較為嚴重狀況下，貨幣政策調控並不是簡單的鬆緊銀根、收放流動性問題，要通過産業信貸政策調整匹配現代産業政策，引導利率水準下行，吸引民間資本加入等，切實增加有效供給能力。近年來，央行通過加強精準調控、定向調控等，對産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起到了很好的支援作用。相比而言，財政政策的結構調整作用更為顯著。要進一步通過加大稅收增減、財政補貼等方式，促進生産品質、供給能力的提升。

在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仍很大，加大穩增長力度的境況下，要進一步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在這方面美國的做法值得借鑒。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歷次經濟危機後能較快率先恢復，與政府適時適度干預市場，積極發揮財政政策作用是分不開的。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為對衝危機産生的不利影響，美國財政政策可以用“果斷、迅速、力度大、針對性強”來形容。2008年，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從2007年的1607億美元激增至4590億美元，2009年進一步大幅擴增到14127億美元，佔GDP比例從2007年的1.12%上升至9.8%。由於危機仍在演繹，經濟未能得到好轉，美國財政刺激經濟力度在隨後的三年仍較大，聯邦財政赤字佔GDP比例維持在較高水準。在經濟復蘇態勢逐步確立，私人投資和消費開始有力拉動經濟增長後，出於平衡財政赤字的考慮，美國政府投資與消費逐年縮減，聯邦財政赤字及佔GDP比例顯著下降。可見，美國經濟不僅依靠私人消費和投資要素帶動，也非常注重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

圖11：美國財政赤字與GDP增長狀況

 

數據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與此對應的，則是20世紀80年代拉美和2008年希臘等應對危機舉措不當，經濟長時間陷入衰退蕭條復蘇艱難景象。20世紀80年代拉美和2008年希臘等爆發債務危機後，迫於國內外的壓力，在經濟明顯處於下行狀況下，政府不但未能採取擴張措施刺激經濟發展，相反還採取緊縮政策，從而使得經濟更加雪上加霜。如希臘在經濟衰退加劇境況下，財政赤字佔GDP的比例還從2009年的15.6%下降到2012年的8.9%，政府干預不當産生嚴重後果。

借鑒他國經驗教訓，促進我國經濟平穩增長，加強結構調整，防範通貨緊縮，此時更需要大力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去杠桿化要把握好力度，穩妥推進。

（四）全面深刻的認識商業革命對優化供給，促進消費，提升經濟運作效率等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和作用

提升供給能力，增加有效供給，不僅取決於技術和裝備水準，還有一個商業模式的問題。從現在發展趨勢來看，網際網路商業已經顯示出未來的一個方向，我國在這方面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起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當前社會還主要是從搞活市場這個角度來看待商業模式革命，這種對商業模式革命重要性的認識遠遠不夠。商業模式革命不僅對潛在消費需求喚醒實現，提升供給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對整個經濟運作效率的提升也意義重大。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其中很重要體現在經濟運作效率方面，但近年來這方面的差距明顯縮小。僅從物流運作效率方面來看，2014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例從2011—2013年間的18%左右下降到15.2%，與美國、日本、德國等的差距在1—2年間縮小近4個百分點。按照這一趨勢發展下去，我國物流運作效率將很快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水準，商業模式革命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網路零售交易額市場佔比還較低，2013年，網路零售交易額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為7.78%，2014年增長至9.39%。因而，繼續推進商業模式變革，保持商業革命全球領先勢頭，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極為必要。

五、解決供需結構矛盾的關鍵在於裝備製造業升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升級供給結構，提升産品的生産檔次和技術含量，適應國內外發展需求，關鍵在於實現裝備製造的升級換代。裝備製造業是國民經濟的脊梁，不僅由於它在國民經濟中佔的比重很大，更重要的是高技術的載體及轉化為生産力的橋梁和通道，是産業升級的手段和國家安全的保障。裝備製造業水準的高低，直接關係一個國家産品品質，在供給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放眼全球，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高端裝備製造業仍處於全面領先地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則在奮力追趕。

（一）發達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鑒

美國高端製造業的發展一直依託其全球領先的研發基礎、金融服務以及豐富的新技術産業化經驗支撐，其高端製造業的勞動生産率是中國的23倍。在高端製造業的存量領域，美國企業構築的“高邊疆”更是中國企業在相當長時間內都難以逾越的壁壘。例如波音公司2012年的營業額就達到了817億美元，儲備訂單價值達到3900億美元，而擁有200家企事業單位、近30家上市公司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2014年的銷售額不足500億美元。奧巴馬政府第一任上臺不久，就把“再工業化”作為美國整體經濟復蘇的重大戰略推出，其實質就是要推動美國製造業的脫胎換骨，掀起“第四次工業革命”。

德國是全球製造業中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擁有機械、裝備製造、資訊技術等全球領先水準的顯著地位，在嵌入式系統和自動化工程領域具有超高的技術水準，確立了在製造工程行業中的領導地位。德國2011年提出“工業4.0”概念，在此後推出的《高技術戰略2020》中將“工業4.0”作為十大未來項目之一，目的在於奠定德國在關鍵技術上的國際領先地位，夯實德國作為技術經濟強國的核心競爭力。

日本製造早已在全球無處不在，大到造車、造船、造飛機，小到奶粉、拉鏈、馬桶蓋。日本擁有全球35%以上的半導體生産設備，佔據著全球90%以上的數位相機市場。在經濟放緩的狀況下，日本製造憑藉著過硬的品質仍穩居全球製造業領域頭把交椅。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德國、日本等海外裝備製造業開始向本土回流,並取得實質進展，有力支撐了經濟復蘇增長。美國先後制定了“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先進製造夥伴計劃”和“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並設立了國家增材製造創新中心、數字製造和設計創新中心等先進製造技術研發創新中心，將裝備製造業重振重點放在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産業；德國頒布的一系列針對中小型製造企業的政策和措施, 特別是裝備製造業的發展,成為其獨秀于歐洲的制勝法寶；日本為了奪回以往在世界裝備製造業市場中所佔的市場份額,提出了各項應對“産業空心化”舉措。美國、德國、日本等裝備製造業外流和回流的經驗,為中國從裝備製造業大國發展成為裝備製造業強國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我國製造業的現狀令人憂心

由於人口眾多、市場巨大，依靠低端消費品的規模擴張就可以獲取利潤，追求短期利潤效應使大量投資涌向低端製造産業，加之智慧財産權保護不力，高端製造業的技術一般源自“引進消化、吸收創新”，自主創新的技術供給率不高，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受制於人，産業鏈高端缺位，導致我國雖然成為製造業大國，但遠不是製造業強國。産業大而不強、基礎製造水準落後、低水準重復建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創新産品推廣應用困難等問題突出。而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國內外市場需求萎縮，自2008年迄今，我國裝備製造業增長勢頭明顯趨緩，企業生産經營困難、經濟效益下滑，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

生産裝備水準上跟不上需求發展需要，“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嚴重制約到我國需求增長。當前，我國裝備工業增加值率在26%左右，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準6—8個百分點。部分生産裝備製造甚至是幾十年前，或是更長時間以前的，不僅生産能力落後，生産的安全隱患也很大，急需改造更新。而與此對應的則是我國技術更新改造投資增長緩慢，2014年，全國新建和技術改造類固定資産投資佔總投資額的比重13.8%，甚至比2004年還下降了0.3個百分點，極大約束了製造業生産水準的提升。

（三）中國高端製造業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我國製造業正步入向中高端邁進的新階段，中高端技能與技術密集型産品的優勢逐步積累，但與世界先進水準相比，我國高端製造業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在2014年度的世界機械500強企業中，美國佔29%，日本佔20.4%，中國佔13.2%，比2010年還要減少2.2個百分點，且無一入選前10名；即使在前100名當中也只有13家，而美國有24家，日本有20家；前500名當中，美國145家，日本102家，中國66家；世界機械500強的門檻是20億美元，中國機械500強的門檻則只0.3億美元。

尤其是，根本性的裝備技術進步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國目前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不到50%，與發達國家80%左右的水準有著極大的差距。最近10年來，外資企業對我國製造業的市場控制度不斷上升，平均控制力已經超過三分之一。在我國已開放的産業中，每個産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我國28個主要産業中，外資在23個産業中擁有多數資産控制權。高端裝備製造業發展的滯後，已成為制約我國供給結構升級、提升供給品質的主要瓶頸。

正是基於裝備製造業，尤其是高端裝備製造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極其重要性，我國裝備製造業整體水準不高，不能適應需求升級需要，近年來，我國先後出臺了一系列加快裝備製造業振興升級的規劃和政策，高端裝備製造産業被確定為重點培育和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産業、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到2020年，高端裝備製造産業銷售收入在裝備製造業中的佔比將從2010年的8%左右，提高到25%，工業增加值率較“十二五”末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5年我國裝備製造業進入世界第二方陣，部分優勢産業率先實現又大又強；到2035年我國裝備製造業位居世界第二方陣前列，成為名副其實的裝備製造業強國；到2050年我國裝備製造業進入世界第一方陣，成為具有全球引領影響力的裝備製造業強國。

（四）啟動裝備製造業升級戰略必須有政策保障

裝備製造業升級尤其是發展高端裝備製造業不僅不會加劇産能過剩，還可以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一是拉動當前投資需求；二是通過創新産品喚起市場潛在消費需求；三是增強出口競爭力，並通過技術升級從根本上解決高能耗高污染問題。啟動裝備製造業升級，政策取向應該進一步明確以下幾個重點：

1.財政稅收政策。設立國家裝備製造業技術升級專項發展基金，組織實施裝備製造業技術升級專項計劃，在若干領域內實現跨越式發展。發揮高端裝備製造産業集聚效應，培育特色裝備製造基地。發揮産業鏈輻射效應，提高重大技術裝備成套能力。繼續擴大高端裝備及裝備製造升級投資財稅支援政策，編制高端裝備製造業重點技術和産品目錄，大力支援高端裝備及其關鍵零部件、配套系統的研發和産業化，對研製生産國家鼓勵發展的高端重大技術裝備，落實有關稅收優惠政策。積極研究完善針對高端裝備製造業公共服務體系和重大創新工程的相關進口稅收政策。

2.金融支援政策。建立支援高端裝備製造業發展和裝備製造業升級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資機制，鼓勵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産品，支援裝備製造企業升級改造融資。建立裝備製造業技術升級基金，支援裝備製造企業轉型升級，發展高端裝備。鼓勵支援符合條件的高端裝備製造企業上市，引導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向高端裝備製造及裝備製造業升級領域傾斜。加大對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所需的資金支援,促進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和高校間的合作、交流與創新。

3.技術創新政策。支援裝備製造企業加大技術改造，大力發展高端裝備製造所需關鍵技術，提升高端裝備製造業的技術服務能力和水準，加快産品的技術升級。提高加工設備水準，推廣先進工藝技術，推進製造過程資訊處理、生産控制、資源管理、品質檢測、環保處理等典型環節的流程化再造。健全産業創新體系，支援産業技術平臺和技術創新服務平臺建設。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加強與戰略性新興産業重大創新發展工程的銜接，突破和掌握關鍵核心共性技術，加大關鍵製造裝備研發力度，支援促進技術成果工程化。

4.教育與人力資本積累。依託國家相關人才工程、計劃，大力培養裝備製造業尖端人才、急需緊缺專業人才、高技能人才、管理人才。加大海外高層次人才和國外智力引進工作力度，加速裝備製造業人才國際化進程。發揮企業、科研院所、高校、職業院校和其他培訓機構的平臺作用，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人才培養品質。

5.出口導向政策。推動外貿從“大進大出”轉向“優進優出”，形成開放型經濟新格局。“優進”，就是從我國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出發，根據經濟發展戰略規劃，有選擇地向發達國家開放高端裝備市場，積極引進短缺的材料、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和重要零部件；“優出”，就是不僅要出口高檔次、高附加值産品，還要推動産品、技術、服務的“全産業鏈出口”。通過支援中國裝備走出去，讓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與技術先進、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同臺競爭，以此倒逼我國不斷提高技術、品質和服務水準，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和核心競爭力。充分利用各種渠道和平臺，積極探索合作新模式，融入全球産業鏈，鼓勵境外企業和科研機構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支援國外企業和國內企業開展高端裝備聯合研發和創新。推動中國裝備走出去和推進國際産能合作。

總之，隨著需求結構由低級向高級的轉變，高端供給能力不足、低端供給能力過剩的矛盾日漸突出，制約了社會需求的實現，抑制了經濟潛在增長速度，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僅僅靠增加貨幣刺激需求，或者簡單平衡過剩産能，並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問題。解決問題的視角，必須從傳統的總需求管理轉向改善供給結構，提升裝備製造水準，大力打造經濟升級版，通過解決供給問題使中國經濟繼續長期保持快速健康發展。 （作者為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黃志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