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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業評論》:王洪章:建行轉型哲學

發佈時間:2017-05-11

2017年4月25日,中國建設銀行(以下簡稱建行)董事長王洪章出現在哈佛上海中心的講臺上。這次他應哈佛大學教授克裏希那·帕勒普的邀請,以案例主角的身份與哈佛中心的學員們交流建行轉型的經驗。

就在此前,建行公佈了其2016年年報。該年報顯示:2016年,在撥備覆蓋率保持穩定、不良貸款額和不良貸款率“雙降”的基礎上,建行全行實現凈利潤2323.89億元,增長1.53%;集團總資産達到20.96萬億元,增長14.25%;平均資産回報率和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分別為1.18%和15.44%,各項業務穩中向好。

建行的這些成績是在外部環境發生激烈變化的情況下取得的。近年來,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和客戶選擇多樣化,技術創新和網際網路+ 使客戶消費習性發生改變。為應對變化,建設銀行提出主動轉型,圍繞向綜合性銀行、多功能服務、集約化發展、創新銀行和智慧銀行轉型發展戰略,以更高標準打造集約化運營體系,為客戶提供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詳細內容可參見《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2015年11月刊《建行再轉型:頂層設計+ 技術主導》一文)。

自己的美食可能是他人的毒藥

授課時,建行正值轉型步入中盤,因此,王洪章首先介紹了建行轉型的獨特性。

在他看來,中國商業銀行的改革與西方銀行有著很大的區別。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很多大型銀行都進行了轉型。很多專家對此作了對比研究,發現了中外商業銀行轉型有諸多類似之處,像強化全面風險管控、推動經營管理集約、嚴格資本管理等。但是,面對具體問題的差異決定了各自轉型的方向和路徑不同,因此不能簡單地類比,更不能機械地生搬硬套。

比如,西方發達經濟體存在“過度金融化”問題,而中國面臨的主要是金融失衡的結構性問題,突出表現為存在“脫實向虛”現象、部分領域的金融供給還遠遠不足等,這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因此,西方不少大型銀行通過轉型大幅“瘦身”(包括出售部分非主營的業務條線和機構)、回歸主業,而中國大型銀行則圍繞主業開展綜合性經營、拓展多功能平臺。

轉型中的“大智慧”

從目前財務數據來看,建行的轉型已經取得了顯著效果:以綜合化戰略為例,戰略協同效應顯著。2016年,建行母子公司業務聯動總量超過1.5萬億元,同比增長 52%。

對於建行目前轉型的理念與實踐,王洪章進行了深刻反思,他認為,建行成功得益於管理上的5大哲學:

  • 上下同欲。轉型先轉觀念,凝聚共識對於一家大型銀行成功轉型至關重要。建行轉型規劃的起草經過反覆研討醞釀,先後修改了100多稿,廣泛匯聚了全行的智慧。各業務條線制定轉型具體實施方案中,將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緊密結合,很多思路、做法乃至具體舉措都來源於基層實踐。因此,全行上下在轉型中做到了認識一致、方向一致,形成了最大公約數、凝聚了最大的合力,使得轉型千頭萬緒的工作得以協同有序順利推進。
  • 上兵伐謀。這次轉型著眼于長遠和大局,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比如,建行率先要求各分行季末年末不衝時點,轉向實施“大資産大負債”策略,跳出存款抓客戶、抓賬戶、抓全量資金經營,跳出貸款抓優質資産、抓綜合性投融資服務。雖然短期內可能丟掉一些市場份額,但是從長遠發展和全局看, 贏得了轉型主動、搶到了戰略先機。實際上,多下功夫把轉型的基礎打好了,業務經營指標只要稍一發力就上去了,完全不需要擔心。
  • 守正出新。商業銀行無論如何轉型創新,都不能背離金融的內在規律,也不能改變金融作為服務業的本質屬性。堅持植根于實體經濟,堅持按銀行的規律辦銀行、一心一意辦銀行,才能確保轉型發展不偏離正確方向,才能做到行穩致遠。這也正是建行文化一直倡導的“善建者行,成其久遠”的理念。同時,身處大變革時代,銀行必須勇於和敏于求變、敢於和善於創新,把創新作為破解難題的關鍵一招。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作為建行的重要文化基因,在60多年發展歷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次轉型中也得到了進一步彰顯。
  • 以人為本。建行把員工視為最寶貴的財富,著力將人本理念融入經營管理各項工作中。戰略轉型中突出了人的因素,把人力資源管理的轉型擺在重要位置,著力優化人力資源結構,改革人才選拔聘任機制,啟動“213人才工程”“國際化人才千人計劃”,完善人力資源考核激勵機制。特別是將薪酬、培訓等資源向一線員工傾斜,後臺集約化、智慧設備釋放出來的櫃面人員經過專業培訓後走上了新的崗位。以人為本的文化使得全行在轉型變革中,始終保持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和合共生。金融的本質是融通,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銀行與客戶、合作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不應該是“零和博弈”、粗暴瓜分利潤的關係,而應該回歸到共生共榮、協同發展的狀態。這種“ 夥伴式關係”是構建和諧金融生態、實現經濟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點。金融轉型和創新如果偏離了這個基點,最終必然是誤入歧途。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有識之士在反思金融危機的教訓、探索金融轉型該何去何從時,是否也可以從中國“和合共生”的傳統智慧中得到有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