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1世紀經濟報道》22日報道】建設銀行兩大香港業務平臺建行香港分行和中國建設銀行(亞洲),正經歷重大重組。 去年至今,建行香港分行副行長陳鐵軍、建行亞洲執行副總裁黃濤、建銀國際研究部董事林樵基等多名高管相繼離任或調職。近日,香港分行另一名副行長張駿也被悄然派往美國。 消息人士透露,重組已近尾聲,建行亞洲和建行香港分行或將合併成立新的境外子公司,解決歷史遺留的資源整合難題。 記者就此向建行亞洲和建行香港分行求證,發言人都以不便評論母公司決策為由,拒絕正面回應,一切人事調動以總行公告為準。 沒有完成的合併 建行香港分行成立於1995年,是迄今建行在境外規模最大的分行。張駿在離任前曾披露,分行去年完成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3370億元,佔到香港整體人民幣結算的15%。跨境人民幣業務貢獻了43.8%的利潤,去年稅前盈利倍增至17.55億元。 巧合的是,建行亞洲同樣視人民幣業務為業務擴張的主要增長點。該行年報顯示,客戶貸款、人民幣貿易融資推動2012全年的利息收入按年凈增23.3%至20.76億港元。 建行亞洲的前身是美國銀行在香港的全資子公司美銀亞洲。建行于2006年8月斥資97.1億港元,收購美銀亞洲,改名為建行亞洲。2009年10月,建行亞洲又斥資5.43億港元收購了AIG信貸(香港),2年後成立了建行(亞洲)財務有限公司,一舉成為香港地區最大的信用卡發卡機構之一。 “建銀亞洲本質上是一家非常本地化的外資金融機構。Miranda(現任行政總裁郭珮芳)一手將美銀的企業文化移植過來。自2010年起,建行不斷從總行‘空降’高管,普遍任期較短,內部合作出現不暢。離岸人民幣業務興起後,建行亞洲與香港分行的業務重合越來越多。”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離職高管表示,受法規限制,香港分行不能進行零售業務。舉例來説,多名分行的企業客戶去年在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債券包銷必須依託建銀國際,機構客戶認購又歸屬建行亞洲,三家機構雖是“同根生”,但有時難免在利潤分配時産生分歧。 翻閱年報,銀團貸款、企業貸款和貿易融資為兩者重合的部分,三者同時指向人民幣業務。 交銀國際銀行業分析師李珊珊接受本報專訪時分析:“建行的企業架構屬歷史遺留難題,除了企業文化上的協調,商業銀行不同平臺間獨立運作,不利於業務的規模效應。作為內地企業跨境金融服務的補充,香港分行與建行亞洲的服務對象趨同,兩者合併可提升海外戰略的執行效率。” 高管換任 “每次和建行談生意,都要認識一個新朋友,”國泰君安國際董事總經理袁軍平感嘆:“建行的香港分支機構似乎一直在重組,部分高管任期不足半年,希望新機構早日塵埃落定。” 頻密的人事調動始於去年初,黃濤2010年由董事會秘書升任建行亞洲個人銀行業務主管,並獲委任為替任行政總裁。不料任期未及2年,就收到總行一紙調令,返回總行。去年底,黃正式被上海銀監局核準成為上海銀行首席風險官。談及“老東家”的重組,黃濤婉拒了採訪請求,只表示服從組織安排。 香港分行副行長陳鐵軍同樣在去年中被調回總行,接任者是前建行深圳分行副行長劉佔義。交接前,劉佔義以建行香港地産公司董事的身份買下九龍東全新寫字樓共十層樓面,作為未來附屬機構的後備基地。 至於建銀國際,內部人士證實最少有近20個管理人員先後從去年10月起離職,成為母公司重組投行業務的“犧牲品”。 消息人士透露,母公司對投行業務近2年起伏較大的業績頗為不滿。繼去年9月裁員精簡後,有意趁機構重組進一步加強建銀國際與商業銀行的聯繫。 2011年,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致使公司上市交易類股權投資估值大幅下跌,建銀國際全年凈虧損達16.09億元。2012年,PE二級市場遭遇寒冬,建銀國際所投資的匯力資源和航標控股,在港上市後的賬面回報率僅為0.38倍和0.42倍。 某離任高管對本報透露:“建銀國際最少一半以上的IPO及PE項目來源於商業銀行客戶。鋻於客戶往往與母行或分行業務往來10年以上,投行往往疏于盡職審查,部分資質較差的民企著實讓投行損失慘重。” 接近建行的人士指出,由於投行與商業銀行分屬香港證監會和金管局監管,兩者不可能直接合併。但母行希望新成立的機構與建銀國際有更強的互動,分撥資源投資債券等固定收益産品,避免投行因過於依靠IPO和PE業務“過度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