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央行官員一篇痛批積極財政政策不積極的文章引發市場軒然大波，其後明顯為中國財政部代言、署名青尺的發文“財政政策為誰積極？如何積極？”對央行官員的質詢進行了回應。

打開谷歌，若以“央行與財政部互懟”為標題僅用0.37秒就可搜索出大約586,000條相關報導。各種報導和評論亦是鋪天蓋地。

作為中國宏觀調控兩個最重要的部門，以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制訂者和執行者，此番公開批評互懟也是從未有過的，尤其是金融和財政本身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相應對政策的制訂和執行也有很高的專業要求。

儘管中國剛剛公佈的上半年經濟數據依舊亮麗，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仍保持較快增長，但投資的回落以及諸多的不確性顯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大，而剛剛開打的中美貿易戰亦影響著市場預期，中國股市、匯市、債市等金融市場的動蕩難免會有傳導效應並波及實體經濟，也使得中國防風險重任只增不減。

中國上半年實現GDP同比增長6.8%，同期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4,331億元，同比增長10.6%。1-6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11,592億元，同比增長7.8%。

基於此種背景，央行與財政部的此番相互怒懟難免會被市場解讀為：一方面要降杠桿，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央行對資金水籠頭的收放掌控難度越來越大，一旦經濟下行壓力加劇，風險點被刺破，央行需要先為貨幣政策背書之嫌。

週二在發改委召開的例行發佈會上，雖然沒有記者提問發改委如何看待央行與財政部互懟的問題，但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嚴鵬程一番“中國有足夠的政策空間來應對世界經濟不確定性衝擊，當前，中國財政赤字率、政府負債率較低，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較高，企業負債率趨於下降，宏觀調控有足夠的空間和政策工具可用。”的表態就顯得另有一番含意。

近日央行研究局局徐忠在北京的一個研討會上直批多個現象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大有可為。並坦言財政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和支柱，思考財政問題，一定要站在國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門的立場。中國的財政部喜歡與美國財政部對比，強調自己的權利太小。

“實際上，美國財政部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至少相當於我國發改委、財政部和商務部三者之和。中國的財政體制脫胎于計劃體制，財政政策制定實際是分散在多個部門，各部門往往從自身立場出發制定政策，公共財政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徐忠稱。

若拋開部門間爭權奪利的狹隘利益之爭，通過央行與財政部之間的相互回應能夠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間的不協調放在?面作為學術問題探討，並由此檢視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得與失，對後續的政策制訂以及推進金融和財稅體制改革則不失為一件好事。

尤其中國改革開放40年，已從物質匱乏時代步入産能過剩階段，平衡生産發展與民生訴求顯然是對公共財政政策的新要求，從財政部與央行的互懟中不難看出，很多的矛盾結點更多集中在現行體制與管理機制，政策制訂更多體現的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導致矛盾和風險點的日積極月累，而在民生與經濟發展的政策選項是，政策的著力點顯然更傾向於後者。

為了回應央行對財政政策的質疑，財政部財科院院長劉尚希近日亦撰萬字長文“財稅體制怎麼改？”

文章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突出體現財政在公共風險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我們所面臨的公共風險不能從哪一個領域的風險孤立地看，特別是財政風險、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之間是相互轉化和相互穿透的。由於各種風險本身就存在不確定性，且常相生相剋，因此，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公共風險，提升化解公共風險的能力。

文章提到，處理好民生與發展的關係。推動財政改革應該在動態中處理好民生與發展的關係，涉及發展和穩定、短期和長期、利益與風險等重大問題。

當前，容易出現兩個誤區：一個是過分追求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忽視民生問題的解決，陷入為發展而發展的誤區，偏離了本原的目標；另一個是過分強調改善民生的力度和時限，把促進發展的必要資源過多地用於當下民生問題的解決，陷入殺雞取卵的誤區。一旦落入這兩個誤區當中，就無法處理好民生與發展的關係，就會産生另一種公共風險：既不能實現良性發展，也不能從根本上持續改善民生，從而背離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戰略目標。

來源：路透中文網 2018年7月18日